我们都活在小时代

时事新闻 · 发表于 2014-1-7 17:32

2013年8月下旬，一位朋友在微信上问我：“你真的真的要写《小时代》吗？值得吗？”
我说：“小说和电影都有那么多粉丝，还是值得分析的。”
隔着WIFI和北京城都能脑补她撇嘴的样子：“我小时候喜欢弹玻璃球，大院里也玩者甚众，这有什么好分析的？不就是因为小屁孩吗？”“你真的觉得看《小时代》的孩子会身心发展不健康吗？不至于吧！”
我只好说：“如果弹玻璃球上市了挣到七八亿了，也值得分析啊。”
她继续不屑：“我只是说《小时代》没什么值得太分析的，挣几亿不是因为多重要，是因为现在孩子手里都有钱了，小时候要是我们可以随便花钱，没准也会败几亿的玻璃球啊……我看了你上次写的，篇幅可以接受，你拿它作今年的话题，囧……”
这是我身边挺有代表性的一种看法，就像我在那篇名为《小四，慢慢成长》的评论里讲的故事：
“前年在某大学上课，问一群研究生：有人喜欢郭敬明吗？某女生答喜欢过。那为什么后来不喜欢了呢？‘我觉得我都读了文学专业，喜欢他太不好意思了。’”
在他们眼中，“郭敬明”被视为玻璃球一样的儿童玩具，孩子们的着迷显得那么不可理喻，但又让成人无能为力，只能像等待感冒自愈一样，等着“小屁孩”们长大成熟，自动远离那盘毫无营养的儿童餐。
毛时代有句名言：“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观察《小时代》造成的传播现象，我的意见是反过来：“技术上藐视之，意义上重视之。”我认为，电影《小时代》上映后引发的争议，是一场亚文化对主流文化的战争，而在战火纷飞的背后，这个时代投影其上，它的部分轮廓由此清晰可见。这，还不重要吗？
以上是我本来要写、但终于没有写的一篇叫《〈小时代〉：亚文化显形与时代投影》的文章开头。正如有的网友说的“郭敬明占了一个好名字”，郭敬明很可以用这部电影本身，而非其中的内容，说出了时代的真相。作家查建英就敏锐地发现了《小时代》的英文译名不是“Small Times”而是“Tiny Times”，在郭敬明眼中，个人在时代的星云中，都渺小地如一颗尘埃。以尘埃之眼观世，世界会是什么样子？

（资料图：电影《小时代》剧照）
陶子（陶庆梅，不是陶晶莹）总是特立的，她是我周边唯一对《小时代》有好评的人：“我觉得挺好的，它把上海拍成了一座新的城！”这话让我不禁莞尔，郭敬明“永远的敌人”韩寒的确说过《小时代》应该改名为《恒隆时代》（恒隆曾是上海浦西地区第一高楼，“集中了一批世界知名时尚品牌的旗舰店”），那也的确可算一个新上海——相比之下，贾樟柯为世博会拍的《上海传奇》总免不了落套地用弄堂与外滩开场，那些都是历史，新人类们谁在乎呢？
“不在乎历史”真的是小时代的一个最重要的特质。中国人民大学80后副教授杨庆祥在他那篇影响颇大的《80后，怎么办？》中描述：“这些历史似乎是外在于我们生活的，历史发生了，但是历史的发生并没有立即对个体的生活产生影响。或许也可以这么说，在80后的成长中，历史是历史，生活是生活。”历史不仅意味着过往的人事，还代表着遗产和债务，正如让人产生无力感的除了风云莫测的房价与股指，还有基于历史的各种“二代”。
由此可以稍稍懂得为什么郭敬明的粉丝在为他辩护时，总是强调“你们不知道他有多努力”，因为没有先在的历史资产，郭敬明创造出的虚幻美景，以及他自己的商业成功，才值得广大草根粉丝用以寄托他们的欲望与想像。在个人努力的中产梦已经被普遍存在的“蚁族”“房奴”击碎之后，《小时代》还为他们保留着最后的甜梦。
张悬在英国演唱会上张开青天白日旗，被大陆留学生呛声“no politics today”，是一桩颇具寓意的个案。在呛声者与她的支持者看来，无需去清理与辨明青天白日旗与“台独”、“政治”之间的细微纹理，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能否获得“fun”，正如张晓舟在《小清新统一大中国》一文中指出的那样，“台湾”被这些“要乐趣不要政治”的拥趸们轻松而严重地符号化为“小清新”与凤梨酥了。他们无需深刻与沉重作为力量的来源，他们力量源自群体，这也可以解释那位呛声者愤愤于现场的“同为大陆留学生”为什么不出来支持她。
有意思的是，被认为对统一深怀疑惧的台湾，却对五星红旗的落地展示无所反应，李雪健用他领取金马奖时佩戴的徽章证明了这一点。或许两个场面的差异，显示了“去政治化的政治”与“非政治化的文化”之间的区别。
不知你有否留意到2013年的另一吊诡现象：《汉字英雄》《汉字听写大会》等以生僻字词为卖点的电视节目走红一时，香港演员黄秋生却因为感叹内地少人识得繁体字“华夏文明已死”而遭到大批网民围攻。景军在《神堂记忆》里研究判定：“对复杂文体、繁体字及独特表达方式的综合使用，其实维护着人们共有的一种观念，即只有古奥、讲究、难懂、神秘的语言才可视为神圣的语言。”神圣语言是维护传统权威的隐秘符码，“将世俗世界挡在外边”。是啊，黄秋生的悲叹可能过于感性与简单，但那些认定“文字只是拿来用的，能沟通就好”的反驳者，是否就配得上他们如此自信的姿态？
在小时代里，历史是外在于生活的，但也是被生活自动放弃的。《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也好，《中国合伙人》也罢，历史只是怀旧故事与励志传奇中零星的点缀。小时代里，每一代人都在重生，都活在当下，紧盯身边的现实。他们放弃了历史，也放弃了未来，放弃了丰富及丰盛的痛苦。他们用小时代替换了大时代，把中国梦浓缩成中产梦。这不一定是坏事，但如果它被时代置顶为不容质疑的价值观，问题就凸显出来了。
在这两年永恒的畅销书《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写道：“在这类社会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苦心焦虑，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向上爬；金钱已成为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还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性；它不断地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的享受和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这种感情轻而易举地散布在所有阶级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切与此无缘的阶级中。”
真正认同《小时代》的观众，主流群体恰恰是那些还未触及人世艰辛，还会为表面的光影与说教所惑者。然而年长一些的观众，他们追怀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又何尝不是借往昔的“纯真”，来遮掩今日之市侩现实？郭敬明坚信“你教育小孩你一定是好好念书，考上一个好的大学，找一份好的工作，这样才能娶上好的媳妇儿。就算你不这样，我相信万千父母也是这样，对不对？”难道他没有说出这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很多人会问：“这又有什么不对？”那我还是引一段托克维尔吧：“专制制度从本质上却支持和助长这种感情。这些使人消沉的感情对专制制度大有裨益；它使人们的思想从公共事务上转移开，使他们一想到革命，就浑身战栗，只有专制制度能给他们提供秘诀和庇护，使贪婪之心横行无忌，听任人们以不义之行攫取不义之财。”简言之，平庸与市侩在助长恶，成为虎大王麾下之伥。
自动放弃历史的，并不仅是《小时代》和它的粉丝们，也不仅仅是失去上升管道的年轻人。关于“在商言商”的争议说明了什么？中国商人自近代以来，几乎从未摆脱过“官-商”的成功模式，官员离不开商人的合作与服务，但是不允许他们公开地分享政治权力。几乎每个听过中学历史课的人都知道：民族资产阶级是软弱的。1911年的上海商团拥有远较当地政府为多的各类资源，但他们仍然不愿推出自己的代理人，拱手将自治权让给军政府。一部近代史里，如果没有外国势力撑腰，商人在政府面前总会显得卑微无力。
商人可以远离政治，政治却不会放过商人。如经济学家们的判断：当今中国，经济是最大的政治。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实力是中国政府最丰厚的政治资源，另一方面经济的繁荣增长也是安抚民众最好的麻醉剂。十八届三中全会对经济问题的回应相当全面，对经济改革的力度也有承诺，却不曾提到商人有何渠道表达他们的诉求，争取他们的权利。这种“一条腿走路”是否真的可以纾解潜在的巨大冲突，维持商人对中国未来的信心与投入？不妨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