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劳动仲裁是一场持久战，任何一轮环节都需要耐心应对。
如果某一天上班，你被毫无征兆地裁掉，且被告知没有任何赔偿，你会怎么办？
2019年，互联网行业的不少年轻人都碰到了这种局面。很多人选择申请劳动仲裁，让这个曾经的法律专业词汇，变成了互联网公司年末常用词。
比起前辈，他们显然更愿意拿起法律武器。只是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公司，让人不免担心，那些申请了劳动仲裁的年轻人，究竟怎么样了？
走进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年轻人
2019年12月17日下午，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门前狂风呼啸。
北京气象台于当天清晨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4-6级的偏北风，建议减少出行。可劳动仲裁申请人们依旧早早到达，黑压压的长队从楼门排到院门，再从院门排到马路上。
中年农民工和年轻的互联网员工是队伍最主要的两个组成部分。相较于前者的焦虑无措，后者显得轻松又自信。他们热切地交流经历，分享带来的文件资料，好多人穿上了过膝羽绒服，以便在寒风中“战斗到底”。
穿灰色羽绒服的长发女生是组团来的，她排在队伍最前面，正忙着拨开吹到脸上的头发向刚到场的同事示意；穿黑色羽绒服的高个子男生是第二次来，称这回终于备全了领导没发提成的证据，紧握着文件夹的手冻得通红。
同样穿着黑色羽绒服的王锋也斗志昂扬。他脸上有几颗青春痘，正笑着介绍手中的三张申请单：“我来之前打电话咨询了，仲裁必须先填单，我昨晚在官网下载的，今天不用现填了。”
楼门在谈话间被保安打开，仲裁院正式办公的时间到了。
人群按顺序进入大厅。一部分队伍平移到导诉台前，一部分上楼出席庭审，还有一部分“哗”一下围到了不到10平方米的法律援助站，瞬间将三名女工作人员淹没。
值得注意的是，来援助站咨询的，有不少都是刚刚在门口自信满满的年轻人。他们去了又来，经常被工作人员问得哑口无言，表单填来改去，最后全靠工作人员念一句写一句完成。
早填好表的王锋一直在外面焦虑地转圈，脸上的笑容消失不见。在喝了一瓶饮料、抽了一支烟后，他终于进来咨询了。
因老板开不出工资主动辞职、要求对方赔偿拖欠的15000元……他陈述了自己的经历，被告知表单要重填，调解要两个月。
“老板不同意调解呢？”他怯怯地问。
“那就立案开庭，再加几个月。”
王锋急了。找工作怎么办？他还能回家过年吗？说是庭审有律师，请律师又要多少钱呢？就在他想先问清这些疑惑再申请的时候，门口传来了保安的声音——
“今天没号了啊！”
 劳动仲裁有多难？
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律师肖燕能明显感受到，仅就一线城市而言，2019年申请劳动仲裁的互联网公司员工，要远远多于往年。
究其原因，他认为主要是受经济形势影响。资本寒冬之下，互联网公司大都要缩减开支。“资本雄厚的大互联公司能和平裁员，但小的创业类互联网公司没有新的资金注入，就会资金链断裂、拖欠工资。”
据大数据平台国双此前发布的《国双2019劳动争议案件大数据分析报告》，北京地区的涉诉劳动者群体中，18-30岁年轻劳动者发生在互联网行业的劳动争议数量最多。
在深圳代理民商诉讼案件多年的肖燕也向中国慈善家证实，互联网公司的劳动申请人多为80后、90后。他们年轻，维权意强，一旦提起仲裁就不会轻易放弃，除非双方和解。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一定会成为获胜方。
小个子女生夏陆出生在1994年，在福建某市一家消费升级领域的互联网公司工作。2019年12月初，她在正常休假期间被领导无故移出工作群，因公司注册地在北京，特意飞来维权。
2019年12月17日到达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时，她坚信除了身上的毛呢大衣不够抗风外，自己没什么准备不全的东西了。她向中国慈善家展示了一个厚厚的文件夹，公司在企查查网站的关系图谱、打印好的微信聊天记录等内容一应俱全。
除了劳动合同原件。
“老板不给我劳动合同，但我在签合同时偷偷照下来了。”她骄傲地拿出打印好的合同照片，只可惜，上面既没有公司公章，也没有老板签字。
在肖燕看来，如果员工有申请仲裁的打算，在职期间一定要拿到两类证据：一是证明劳动关系存在的材料，最好有劳动合同或社保清单，如果没有，就需要综合使用工牌、制服、证人证言、员工名册等材料进行证明；二是前十二个月平均工资的证明材料（银行流水），以证明解除责任在用人单位一方。
以上这些，夏陆的文件夹里基本都没有。她是管理层，不用打卡，工资也由老板单独发放。细究下来，除了被移出群聊外，她根本无法证明自己已被解除劳务关系。
她事无巨细地讲起在公司几年的坎坷经历，委屈地哭了。
拿到调解书之后
唐木曾以为，在劳动仲裁案中，拿到领导签字的调解书就意味着胜利。
他于2016年5月入职一家上海电竞领域的互联网公司。那是电竞行业刚刚大火的年代，公司率先试水电竞教育，很快拉到大笔投资。因此，即便公司从2019年2月后就没发过薪水，唐木和同事也以为是行业常见的资金周转问题，表示理解。
随着情况长期没有改善，偶尔还有被拖欠工资的包工头（公司有招投标项目）带着席子来堵门，唐木起了疑心。三年合同到期后，他离职并申请了劳动仲裁。2019年6月28日，浦东新区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开具了调解书，要求被申请人分两笔付清拖欠的70810元。
可当时欣然接受调解的老板却在支付了2万元后再无动作。“他也不说不给，一问就是现在没钱，什么时候有钱也不知道。后来就不回了，公司也搬走了。”唐木告诉中国慈善家。
他决定继续维权。
2019年9月11日，唐木申请强制执行立案成功，法官表示需要他出具公司还在经营的证据。“反正就是说你有义务提供线索，给不到只能慢慢来。”
早已离职的唐木根本“弄不到财务往来数据”。事情拖延至今，除了他的老板被列为失信执行人限高，再无进一步结果。
劳动仲裁是一场持久战，任何一轮环节都需要耐心应对。“在一线城市，一裁终结的劳动争议案件是少数，多数案件用人单位不服是可以提起诉讼的。按照《民事诉讼法》第149条和第176条的规定，一审普通程序的审理期限是6个月，二审的审理期限是3个月。加上一些程序性事项的耗时，花上一年时间是很正常的。”肖燕说。
但申请人完全不必灰心。他强调，诉讼仲裁讨论证据并非指“是否有效”，而是关注“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如争议较多的微信聊天举证，申请人若不想花钱公证，只要能在提交记录截图同时将其保存在原始储存介质中（最好能当庭展示），就可使证据成立。
2019年12月24日，经李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就业工作的意见》登上微博热搜。《意见》明确规范了企业裁员行为，显示对拟进行经济性裁员的企业，指导其依法依规制定和实施职工安置方案。
《工人日报》近日报道的《北京市2019年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典型案例》指出，今年前三季度，北京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机构受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9.3万余件，同比增长37.4%，结案率达到90.2%，调解率达到50%。可见，“仲裁战线”有长有短，不是所有员工都要和领导对簿公堂。
受到阻碍的人还没有放弃。王锋选择了继续仲裁，夏陆留在北京重新整理证据。唐木还在找推进强制执行的方法，即便他发的长微博没有同事肯转。
“他们说还没到撕破脸的地步，怕可能他垮了，更拿不到钱。”他无奈地说，“我反正已经抱着拿不到钱的态度去了。我老板看到微博来找过我，还是那套说辞，只是他已经没有任何可信度了。”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