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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消息:日本一家主流媒体近日载文说,在日本人看来,中国最优先的政策课题应当集中在为保持高速增长所必须的工业、金融和财政领域,但从2004年至今中国连续6年发布以农业为主题的一号文件,足见中国领导人对农业问题的重视。文章认为,解决关系到有巨大市场潜力的三农问题,具有"全球意义"。日本《选择》月刊4月号就此刊发一篇题为《"农村改革"掌握中国的命运》的文章,要点如下: 2009年2月20日,断桥镇坝陵村村民杨鹏查看种植的龙雪草的长势。新华社记者黄勇摄 中国共产党中央及国务院发布的"一号文件"作为中国农历新年之后出台的第一条施政方针揭示了这一年领导班子最重视的问题。 解决三农问题是确保中国政治和社会稳定以及经济增长的基础。与往年一样把一号文件的主题确定为农业,似乎只是摆出了重视农业的姿态,透露出一种政治上的惰性,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为经济的凋敝和政治的差距造成的不满已经令一些农村地区成为了影响中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因素。 "土地所有制"改革破冰 对于中国政府来说,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虽然从2004年起就把"三农问题"确定为一号文件的主题并实施了大胆的改革,但农民的不满情绪依然很高。改革废除了对农民生活造成最大影响的农业税。中国的农业税也被称作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税种。从这个层面上说,废除农业税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 此外通过放宽流通领域的限制、允许民间的中间商从农民手里收购玉米等作物以及提高政府收购价等措施也为农民增收作出了贡献。事实上,近年来农村地区的收入增幅一直是高于城市的。 但是,这种彻底的农业改革并没有消除农民的不满和担忧。一个遗留下来的重大问题就是土地所有制。许多日本人没有认识到的是,中国的土地所有制度是城市与农村截然不同的城乡二元体制。城市的土地全部归国家所有,但是企业或个人可以获得30年、50年的使用权,而且使用权是可以买卖的。这种买卖基于市场机制,地段好的土地自然价格就高。但是农村的耕地则属于集体所有制(也就是归地方政府所有),农民无法买卖使用权。 结果城市里出现了因买卖土地使用权而暴富的房地产开发商,而在农村,农民在失去自己耕种的土地时只能获得数量微薄的补偿金。 去年10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七届三中全会。每一届三中全会往往会作出一些重要的决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就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政策。而去年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上最重要的决定就是强化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也就是明确了农民对于土地的权利,允许农民买卖土地使用权,确保土地出让金能够落到农民手中。这在中国被称为"同地同权"。 农业户籍向城市户籍转变的限制也在一定程度上被放宽,缩小城乡差距的改革措施正在推进中。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可以说是在土地制度上减小城乡差距的一个开始。反过来说,农村与农民的问题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大问题。 2008年3月8日 2007年6月28日,江西铜鼓县温泉镇禄田村李传星(左一)等农民在领取当地农村信用社办理的住房贷款证。 [size=+0][size=+0] "潜在市场"具全球意义 农村经济的活跃将维持住经济的高速增长。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实现了沿海地区吸引外资、建立出口型产业和扩大就业、提高人民收入的目标,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并且拥有了近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是出口型增长模式造成了中国同美欧的贸易不均衡以及人民币的升值,在经济增长出现不确定因素之际又遭遇到全球性经济危机的袭击。中国的出口从去年11月开始出现了同比负增长,今年2月25.7%的降幅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差纪录。 对于中国政府来说不能把希望只寄托在不知何时才能恢复的外需上,而是要把内需转变为带动经济增长的引擎。出口低迷导致大量工人失业和工厂倒闭的沿海地区难以有所作为,人们的期望正在向内陆农村地区转移。在"家电下乡"政策之后,中国政府又马不停蹄地出台了"汽车下乡"政策,以求激活农村的需求。 经济危机使全球的工业制成品需求下滑了30%左右。与陷入金融危机泥潭的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超过8亿的农村人口作为一个潜在的市场对于整个世界经济来说都具有重大意义,甚至成为了G20峰会上的论题。此前对于全球经济或者日本经济来说,中国的农业仅仅对于大豆、小麦等粮食价格有所影响。但是中国的农村和农民的一举一动都影响着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并且给整个世界带来影响的时代正在一步步到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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