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动全国“二熊案” 开国少将孪生儿子轮奸47女

时事新闻 · 发表于 2014-1-20 11:35

在这“最高三人团”里，其实按照革命和军队资历，南萍和陈励耘都远不如熊应堂。南萍比熊应堂小6岁，参加革命和入党要晚9年。1955年实行军衔制时，南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才被晋升为少将。而熊则是55年就被授予少将军衔了。至于陈励耘则在55年时仅被授予上校，62年时才被晋升大校，简直与熊不能同日而语。

但文革的爆发，不仅突然使南萍、陈励耘成了浙江的最高负责人，也在政治地位上超越了熊应堂。南、陈二人分任浙江省的一二把手，并同时在党的九大上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南萍当选中央委员、陈励耘当选中央候补委员。与南、陈二人对政治的热衷和精明有所区别的是，南、陈都是政工干部出身，而熊是军事干部出身。与风头正旺的南、陈二人相比，熊应堂自认是“一介武夫”。

1971年9月，毛泽东南巡到杭州，两次接见浙江省主要负责人，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熊应堂两次均参加，但谈话很少涉及熊应堂。毛泽东主要谈九届二中全会上的事，批评陈励耘多些。不久，“九一三事件”爆发，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给熊应堂打电话，要他控制陈励耘。特别向他交待：“你要保证陈励耘不出事。否则，找你算账。”

“九一三事件”后，浙江被中央认定是林彪集团篡党夺权的重要基地。“最高三人团”的地位岌岌可危。

1972年3月21日至4月26日，中央再次召开解决浙江问题会议。遵照毛泽东“首先解决敌我问题”的指示，周恩来代表中央把陈励耘划入“林彪死党”，属于敌我问题，把南萍、熊应堂定性为犯了严重错误。周恩来指出，“南萍、熊应堂不向下传达“9。13”事件的通知，同陈励耘的思想在很长时间里有联系”。同时，中央发文件指出：“杭州是林彪、陈励耘一伙进行反革命政变准备的重点地区之一”“南萍、熊应堂两同志上了贼船、陷的很深”。文件下发的同时，等于是宣告免去了南萍、熊应堂两人在浙江的一切职务。

在对待南萍和熊应堂的问题上，许世友认为两个人虽然都上了贼船，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但程度不同。南萍是自觉自愿上的贼船。而”熊应堂则是被陈励耘等人拉上贼船的。许世友代表组织找熊应堂说：“表面看你得罪人多，坏事是他们干得多。他们是导演，你是演员。你和他们在一起，他们就是成功了，也不会要你这个大老粗。错了就改，好好检讨，彻底交代，我们还可以给你讲话。”

熊随即遭到隔离审查，但审查了几年，依旧是“犯有严重错误”，但也没有个象样的结论。不久，经中央批准，暂时恢复工作，发配至四川搞国防建设。熊在离开浙江的领导岗位后，由于其参加革命资历比较深，不属于文革期间的政治“暴发户”。按照当时中央的要求，在军队的生活待遇并未取消，都得到了保留。因此，他坐落在杭州清波门外、省军区一侧的官邸也并没有人去楼空。熊夫人随熊应堂去了四川。他的两个孪生儿子熊紫平、熊北平继续住在那里。那是单独一栋两层小楼，在西湖边，就像小别墅一样，外面围着一圈围墙。

二熊年幼时随父亲在上海长大，熊应堂军务繁忙，加上本身文化程度不高，根本无暇照顾和教育这两个宝贝儿子，家务基本由熊夫人管理。由于母亲的溺爱，逐渐养成了二熊娇生惯养、为所欲为的公子脾气。在学校念书期间，二熊就经常打骂同学和老师，还有扒窃行为，但学校师生慑于二熊的淫威，均敢怒不敢言。

尽管二熊恶名在外，但毕业后照样跟大多数高干子弟一样，进了部队参了军。在那个年代，参军无疑是在政治上镀金的必要阶段。由于是熊司令的儿子，二熊在部队期间几乎也是无人敢于管理，兄弟俩经常酗酒闹事、违反军纪，有恃无恐。哥哥熊北平甚至在部队服役期间就强行奸污了一个女战士。

退役后，二熊分别进入杭州市重型机械厂和杭州市锅炉厂当工人。据与熊紫平曾经一起工作的同事回忆，熊紫平在厂里也是无法无天，他进厂后没有一天是不迟到、不早退的。他上班只有四件事：吃饭、睡觉、耍流氓、搞破坏。还多次险些造成重大生产事故。同车间的工人纷纷议论“恶熊闯进瓜田瓜遭殃，闯进工厂人遭殃”。

后来确认的事实表明，从1974年5月至1978年8月的这四年间里，熊紫平、熊北平纠结马少华，钱永明等14人，先后将140余名女青年骗至熊家，其中66人被奸污，20人遭猥亵，内有在校学生、青年女工、教师甚至现役女军人。仅熊北平、熊紫平两人就强奸、轮奸女青年47名，裸体取乐、猥亵10名。在这伙人里，除了二熊是高干子弟外，还有一位是当时浙江省公安局副局长的一个儿子，其余则都是社会上的流氓。

由于熊家是独院住宅，又地处省军区一则，外有围墙，还有战士站岗。一般外人很难联想到这里居然是这伙犯罪分子的淫窝。二熊等人经常在南山路、清波公园等地，以“谈恋爱”“介绍工作”“看电视”“举办音乐会”等借口，勾引，劫持妇女到熊家，然后进行犯罪活动。

二熊的犯罪活动有时候还在海军疗养院和空军疗养院等处，由于是军队设施，愈发隐蔽。但四年的犯罪活动，多多少少引起了地方部门的注意，尽管也多有被害者报案，当时虽然熊应堂已经失势，但地方和军队是两条线，地方不能直接干涉军队的事务，也无从加以约束，加上政治局势不稳定，地方公安无暇顾及，更是对二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对于两个儿子的作恶多端，熊应堂人在四川，自然无从知晓。但熊夫人还是听到了相关的风声，但她却几次托话转告军队的有关部门，借熊应堂的名义对自己的儿子加以袒护。二熊在强奸、猥亵女青年之余，还多次欺压、欺凌、敲诈附近群众，对于他们一伙的罪恶行经，杭州城里的老百姓尤其是女青年人人自危。人们纷纷说：清波桥头两只“熊”，比《王老虎抢亲》里的王老虎还要凶!“

1978年10月，党的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历史的大转折即将开始。在广大群众的多次举报下，杭州市公安局掌握了二熊犯罪的诸多证据后，向浙江省委第一书记铁瑛专题做了汇报。以铁瑛为首的浙江省领导班子在中央高层及军委主要首长的首肯后，支持杭州市公安局拘捕以二熊为首的流氓团伙。主政浙江的铁瑛也是军人出身，曾担任过舟山要塞区政委，对军队事务颇为熟悉。当两个儿子被拘捕的消息通报到熊应堂那里时，据说干了一辈子军队工作的熊，张口结舌，脸涨的发青，半晌没回过神来。

据当时参与判案的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厅审判员于世仁后来回忆：办这个案子当时没多少干扰。熊应堂对子女家教很严，出了这样的事，他并不干涉办案。好像只有“二熊”上海的一个姑姑来找过我们，希望能判轻一点，这个姑姑好像也不是什么干部。被拘捕后，二熊一开始依然没有丝毫悔过，气焰嚣张，拒不交代，甚至多次对办案人员扬言等父亲回来收拾你们之类的话。待过了一段时候，等办案人员把厉害都讲清楚了以后，哥哥熊北平开始交代罪行，认罪态度逐渐转好。而弟弟熊紫平依然骄横跋扈，态度极差。

二熊后来是以强奸罪被判处死刑的。由于可以想见的原因，判决书最后只认定了强奸妇女大概五六名。当时考虑到是兄弟两个人，而且他俩认罪态度不一样，弟弟熊紫平态度差，判了死刑，哥哥态度较好，判了死缓。尽管哥哥熊北平被判了死缓，但其公子哥的脾气并不得以有所改变。不久之后在劳改队，因为与其他犯人争吵，受不了被人家欺负，在监狱里自杀了。

二熊一案是文革后首例高级干部子弟犯罪伏法，事件震惊全国。成立不久的中纪委为此专门向全国发了通报。《人民日报》也转载了《浙江日报》就此案发表的多篇评论员文章。文章语气严厉的指出：“(二熊)受到了法律的严惩，杀得对!判得好!，对一切刑事犯罪分子，就是要狠狠打击、该劳教的劳教、该逮捕的逮捕、该判刑的判刑、该杀的杀，决不心慈手软!”

《人民日报》以如此旗帜鲜明、杀气腾腾的口气支持判决二熊一案，无疑反映了当时新的党中央在十年动乱后立志下定决心，杀一儆百，以改变社会风气、树立良好的社会主义法制的形象。根据公开资料显示：杭州市1979年当年强奸案件发105起，破103起;流氓案件发262起，破250起。

后来熊应堂销声匿迹，再也没有在公众场合出现过，据说他回到了上海养老。1988年，解放军实行第二次军衔制，由军委主席邓小平亲自签发授予100多位老将军以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熊应堂的大名赫然在列。这也等于在政治上肯定了熊过去的战功，为他作了一定程度的平反。

1996年2月，熊应堂病逝上海，终年85岁。《人民日报》在播发他去世的消息中，并没有提及他在文革中的错误，而是说他“政治坚定，作战英勇顽强，工作积极、任劳任怨、坚持原则，公道正派，善于团结同志，密切联系群众，生活简朴，廉洁奉公，始终保持了我党我军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老红军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