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1日，87岁的钟叔河在湖南省长沙市家中
“走向世界”的长跑 38年前，钟叔河刚出狱任湖南人民出版社的编辑时，他就开始凭一己之力，编辑出版《走向世界丛书》。 他广泛遴选了晚清以来，第一批走向世界的中国人的游记。不论丛书的选题，还是每种书前的万字叙论，在当时都显出了鲜见的胸襟与现代眼光。丛书带有鲜明的启蒙色彩，它们既是中国近代社会的思想史、学术史，也是社会史、外交史，又恰与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时代氛围契合。丛书陆续出版，很快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并为学界所看重。 李一氓、萧乾、李侃等一代文化名流均为之叫好。钱钟书在给钟叔河的信中写道：“弟读尊编，即倾倒兄之卓识明见，而博采穷搜之学力又足以相副。” 钟叔河当时的计划是出100种书。 1984年，钟叔河调任岳麓书社总编辑。4年后，他调离总编辑岗位，次年退休，刚完成三分之一的《走向世界丛书》整理与出版就此搁浅。 直至2012年，岳麓书社重启中断了三十余年的《走向世界丛书》续编工程。在20余人的团队中，82岁的钟叔河仍是主编之一。岳麓书社历时4年，终于让这套丛书在2017年3月出版上市。 此次《走向世界丛书》收书65种，约1700万字，主要收集了1911年以前中国人出使、考察、游历西方各国的记录，它和已出版的第一辑35种一起构成了早期国人走向世界、看见世界、认知世界、记录世界、思考世界的全景图。 2017年2月21日，岳麓书社的总编辑曾德明与此次续编丛书的执行主编杨云辉带了一支摄制组进了位于长沙城北的钟叔河家。曾、杨二人是钟叔河的老部下，他们想为新书《走向世界丛书》续编拍一个纪录片，一是为了宣传，二是留存影像资料，“毕竟钟先生都87岁了”。 原计划在2015年就要出版的续编图书，因为工程繁复，推迟了一年；又因为在书最后的呈现、装订上的调整，又推迟了半年。杨云辉有些愧疚——钟叔河因编书操劳以及耳石症，在医院里度过了丁酉年的春节。 清明前后，长沙城细雨纷纷，一位青年作家从海南飞来长沙看望钟叔河。走时，钟叔河送了他这套新书。在扉页上，钟叔河用蓝色钢笔写了一些话，字体细瘦，笔法苍老。他写道：“走向世界丛书发轫于八零年，至八七年已出版三十五种，因故中断，三十年后，由于岳麓书社的同志之努力，终于出齐了一百种，故题赠，书总比人活得长久也。” 一个月一本1980年8月，清人李圭的《环游地球新录》出现在了新华书店的畅销书书柜上，封面是一幅美国自由女神像高举火炬的局部特写，左上角的简介写道：“一百多年前的友好访美记录，参加费城万国博览会的详情。” 这本书因有大量对美国人生活方式和历史风俗的描述而大受欢迎，但这并不是一本新书。据说在1880年，22岁的康有为就受到这本书的影响，立志向西方学习，以挽救正在危亡中的祖国。 这之后，几乎每个月都会有一本晚清中国人走向世界的游记出现在新华书店书柜里，书脊上打着“走向世界丛书”的印记，封面则统一是一艘三桅船的标志，船头自东向西。书往往以一篇纵横捭阖的叙论开头。钟叔河写道，“仅仅学一点‘长技’，搞一点坚船利炮，还是不行的”，而书的目的是“帮助国人打开门窗而又防止伤风感冒”。 这些书大多是一个世纪前的旧书，记录了一个个晚清国人初看西方的片断，史料并不全面，也少有高深思想，但整体观照，书之间相互印证和补充，反映出了彼时的一股思想潮流，是一幅中国人睁开眼走向世界的群像。这里面有前人进入现代世界时最早的反应、冲突、思考与呐喊。 钟叔河把丛书陆续地寄给了他曾经的老领导、当时的水利电力部副部长李锐，他也是著名的党史专家，请他指教。李锐向《人民日报》推荐了书评，并把《丛书》推荐给人民出版社社长曾彦修，新华社副社长李普，中华书局总编辑李侃。很快，出版界、知识界乃至普通读者记住了《走向世界》丛书，和它的编者钟叔河。 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组组长李一氓认为，这套丛书是“近年来最富有思想性、科学性和创造性的一套丛书”，著名作家、翻译家萧乾认为，“除了它自身的巨大学术价值，这套书还及时地配合了当前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事业”；钱钟书与钟叔河因这套书开始了长时间的通信；英国的出版社也发来邀约，要用英文翻译，在欧洲出版。 钟叔河一入出版界，就显示出了大手笔，这自然有厚积薄发的原因。 《书屋》主编周实就说，“一出牢门便‘走向世界’，胆、识缺一的话，怎么可能做到？没有准备，也无可能。他是时刻准备着的。准备着什么？准备了思想。” 钟叔河这样描述他的9年牢狱生涯，“我无须遵功令作文、按模式思想，而尽可以在劳动的余暇‘自由’地思考中国的过去和未来，有时也能搜集和整理一些材料。” 他与同事好友朱正讨论最多的，就是中国与世界文明同步的问题。朱正认为要搞清楚“这是为什么”比较重要。钟叔河则认为，“现代中国的根本问题，就是没有与世界同步，中国脱离了这个轨道，如果与变化的世界同步了，那么问题就解决了。” 他想到晚清以来，中国开始了现代化进程，那些第一批走向世界的中国人，他们看到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记录下了什么？对晚清中国带来怎样的冲击力？ 钟叔河认为如果能把这些汇集起来，参照比对，对于对外界所知甚少的中国人而言，具有无比新奇和震撼力。 那时，钟叔河打算出两套丛书，“外国人研究的近代中国”和“现代中国人看世界”。1979年9月，钟叔河开始着手自己的计划。 但搜集清人出国载记的过程却并不容易。 1979年，钟叔河与同事四下访书，他从各地的图书馆搜集到300多种刻本、抄本和印本，又从中遴选了具有代表性的100多种。至于何为代表性，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们不是只收我认为先进的人，我们是广泛地收集当时中国人走向世界的实录。但是有一条，作者必须是自己记录的亲见亲闻，写的是自己的思想。没有到外国去，坐在中国写的人不收。” 钟叔河认为选择张德彝很具有代表性，因此张德彝的八种“述奇”在丛书的100种中比重最大。 张德彝生于寒门，少时进同文馆学英语，卒业后到总理衙门当翻译，一直做到了出使英国大臣，他是中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官。他一生八次出国，每次都写了一部日记体裁的“述奇”。更为重要的是，他总是事无巨细地记下他的所见所闻，诸如当时流行的谚语、儿歌等也一一记下。这些习以为常的事物在当时并没有引起西方人自己的注意，可对今天的欧美史学家而言，颇具史料价值。 在他的“述奇”系列中，首次将美国总统官邸翻译为“白宫”；他还记录了自己钻进埃及金字塔的体验等等，这都是中国人第一次对外部世界细致观察的佐证。《走向世界丛书》的初编收录了他的前四种述奇，后四种则在续编中得以出版。 1951年，张德彝之子张仲英将父亲的稿本上缴了国家，但部分篇章却散落不知所踪。 1979年底，经北京图书馆的张玄浩指引，钟叔河获知国人巴黎公社目击记《三述奇》的稿本，就藏于北京一条寂静小巷中的柏林寺里。清晨，钟叔河与杨坚从北京城西的月坛北小街招待所出发，横贯全城，赶往城东北角上的柏林寺找寻，到傍晚关门时才离开。就这样找了近一周时间，才找到了《三述奇》。 稿子全靠钟叔河手抄。他先抄，再校对，旁边做批注。为了匀称美观，钟叔河的边批一律是偶数，四字一行，也颇费功夫。 一种书常有十余万字，加上他写的万字导言，从发稿到付印，都是他一人完成。以一月出一种书的速度，几近疯狂。 丛书出版后，李普在“半夜醒来，不复成寐”时给钟叔河写信，建议他把各书卷首的叙论单独辑印成册，交给新华出版社出版。 1985年，《走向世界：中国人考察西方的历史》出版，内容涵盖了初编版30余篇的导论，钱钟书在序中写道：“这一类书早是稀罕而不名贵的冷门东西了……走向世界，那还用说！难道能够不‘走向’它而走出它吗？” 许多年后，杨绛在信中告诉钟叔河，“他（钱钟书）生平主动愿为作序者，唯先生一人耳。
张德彝。他生于寒门，少时进同文馆学英语，卒业后到总理衙门当翻译，一直做到了出使英国大臣，他是中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官。他一生八次出国，每次都写了一部日记体裁的“述奇”。
“我的杯很小，但我用我的杯喝水”“他（钟叔河）的学识和思想被压抑了那么久，需要一个爆发。”曾德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这也使得“走向世界丛书”打上了钟叔河鲜明的个人烙印——尊重常识，独立思考。 钟叔河喜欢法国诗人缪塞的名句，“我的杯很小，但我用我的杯喝水。”他解释说，“就是说我的脑袋不是很聪明，但我用我的脑袋思考。” 在初编中，钟叔河认为《郭嵩焘日记》是佼佼者，他说郭嵩焘是“孤独的先行者”，是自己尊敬的人，因为他能够怀疑自己的传统，能够怀疑培养他成为最高级的士大夫的那一种文化，也愿意为他的这种怀疑和思想的超前性付出代价。 钟叔河在郭嵩焘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人生追求。 钟叔河出生于1931年，他的父亲曾就读于时务学堂，师从梁启超。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他高中肄业，在父亲的反对声中，成为《新湖南报》的一名记者。 建国后，面对许多“不可思议”的现象，钟叔河没有选择沉默。1957年10月，钟叔河收到了一本题为《继续揭发批判钟叔河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是32开本，5号字横排，共128页。里面详细记录了钟叔河当众讲的一些话，诸如“知识分子向工农学习，学不到什么东西”“不该提倡天下大乱，越乱越好”“不该把《红楼梦》《史记》的线装本烧掉，烧了以后难得印”等等，至今回忆起来，他说：“这不是常识么？” 代价是，“如果右派只有一个指标，那就是你钟叔河。” 他被开除了公职，由居委会监督改造，在长沙街头巷尾引车卖浆，历十余年。 1970年早春，钟叔河又因“现行反革命”罪被捕，他被发配至茶陵洣江农场劳改。1979年3月，钟叔河平反出狱。 《走向世界丛书》出版被搁浅，与钟叔河的际遇息息相关。 1984年，钟叔河被调任岳麓书社总编辑。当时的岳麓书社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古籍出版社，成立不到2年，仅有十余个编辑。杨云辉回忆：“古籍销量不好，省委宣传部每年拨4万扶持古籍出版。钟先生拒绝了。他只要求一点，岳麓书社出一些畅销书，领导们不要干预，他们可以自力更生。” 80年代初的中国，一面是书荒，一面是民众的阅读热。当时的畅销书还是如《红楼梦》《三国演义》一类，都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地方出版社担心侵权，不敢涉足。 钟叔河找到在前苏联出版的汉字版《红楼梦》作为底本，结果出版销售了上百万册。之后他组织出版了“凤凰丛书”“旧集丛刊”“风土丛书”“明清小品丛刊”等等系列书籍，在市场上大受欢迎。岳麓书社从此蜚声国内出版界。钟叔河还在报纸上给岳麓书社打广告，广告词是：“以最少的钱，买最好的书。” 1986年，钟叔河编辑出版了《知堂书话》，这是建国后第一本署名周作人的新书。 钟叔河在卖书的广告上写：“人归人，文归文。”《知堂书话》的出版，在社会上引起很大非议，一些作家写文章批判，部分读者说这是“汉奸”书。 1988年，在岳麓书社内部的一次民主评议中，钟叔河落选，他不再担任总编辑，次年，58岁的钟叔河提前退休。
这也打断了钟叔河在5年内出完《走向世界丛书》的计划，此后，钟叔河又搬了几次家，但他早年收集好的70余种资料，都整理有序地分装在四个大箱子里，家搬到哪里，资料就跟到哪里。
钟叔河旧影
这套长跑38年的丛书，到2017年，终于出齐了100种。 20人，4年，1700万字90年代末之后，因为“钟叔河”的这块牌子，许多出版社也找过他，要出续编。但钟叔河都婉拒了，他希望在长沙出这套书。 2008年，曾德明担任岳麓出版社总编辑至今，岳麓书社重新修订出版了10卷本《走向世界丛书》的修订珍藏版，标价不菲，但上市不久1000多套即被抢购一空。 社会各界对整理出版“走向世界丛书（续编）”的呼声和期待也越来越高。 学者陆建德为“续编”申报国家出版规划项目写推荐信时，写道，“这批著作的书单，早已绝版，但是在读书界享有很高声誉，对它们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说涵盖人文学科各个领域。我恳切希望有关部门早日玉成此事，嘉惠士林。” 2012年，岳麓书社正式启动了“走向世界丛书（续编）”出版工程。 “续编”由钟叔河、曾德明、杨云辉三人牵头，组建了一个20人的团队。这里既有杨向群、鄢琨等参与“第一辑”编辑工作的老编辑，也有第二代出版人，鄢琨的女儿鄢蕾等几位80后编辑，以及来自湖南几个高校的历史系教授。 李缅艳是最早进行清理书稿工作的人，她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书稿分三种，一是稀有的原刻本或抄本的，其次是原刊本的复印件，这部分最多；最后是抄稿，这部分清理的工作量最大，因为还要查找原刊本进行核校。” 续编定在65种，与之前初编的35种，合为100种。对于已有七十多种资料，取舍与合并也是一个难题。最终决定：超出1911年的三种不收；李圭的《环游海国图咏》字数太少，可作为初编中李圭《环游地球新录》的附录，在续编中不再收入；张德彝的《七述奇》是一个未成稿，仅有数千字的篇幅，可以考虑作为《六述奇》的附录。经过这样的分类，余出的十几种也有了着落。 “书稿的工作量很大，预计3个月的清理工作，最后花了半年的时间。”李缅艳回忆道。 对于书稿的分册原则，钟叔河给了一个重要的建议：按照作者出国的年代排序，个别作品的顺序可以根据内容和篇幅进行小幅度调整。其中篇幅过长的就分册；篇幅短的就合并。 为了方便细分图书，钟叔河制作了一百多张索引卡，把已出版的35种和续编65种图书的基本信息一一誊写上去。每一种书他都编了号，写在每张卡片的左上角，用红圈标明按年代划分的图书号。 钟叔河要求编辑把核查好作者的出国年代誊写在相关卡片的右下角（将年号纪年或干支纪年，全部换算成公元纪年，时间力求精确到日）；每一种书的字数以及成书后正文部分的页数，填在卡片的右上角。 待所有信息完善之后，把卡片摆在桌面上，直接合并需要分册的卡片，一目了然。 这种方法获得了很多编辑的称赞。钟叔河说，“我是一个跟不上时代的人，但是我知道，很多时候，最笨的办法往往是最好的办法。” 更大难点则是地名与人名的考证，清人出国到某地，大多是自己直接音译地名。有时候，因为作者本人讲方言，在编辑的翻译中更是加大了难度。 初编的《郭嵩焘日记》里有一段“铿弗林斯法尔齐立法尔姆安得科谛费格林升阿甫英得纳升尔那”的27字“天书”，郭嵩焘是湖南人，这是他直接用湘音翻译成汉字，编辑杨坚成功破译为“Conference for the Reform and Codif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修改编纂万国公法会议）。续编中还有如“恶士佛”，即牛津（Oxford）的音译，“猫匿啤酒”即为“慕尼黑啤酒”等，这样的难点随处可见。杨云辉单整理严修的《东游日记》，在人名索引上就花了两周的时间。 卷首叙论是走向世界丛书的一块招牌，初编中均由钟叔河一人包办，他对作者当时“走向世界”的历史背景以及个人的研读体会进行了详尽阐述。现在钟叔河年事已高，已经难以完成剩余65种书的叙论，续编中除张德彝之“述奇系列”的几种、《海录》一书写的万字导论由钟叔河亲自完成外，其余都由湖南高校的历史学教授们分工完成。 岳麓书社总编辑曾德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续编从文化和历史价值而言，与初编是一脉相承的。初编与续编在36年之后合体落地，这本身又有一种新的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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