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彪在电视上看到白银杀手高承勇被抓的那一刻，他平静地预料到了自己的结局——追凶者掌握的力量超出了他的理解和想象。
7月2号，本该是休息日的星期天，浙江省湖州市公安局的一间办公室内却正在举办一场研讨会。用土黄色档案袋包裹起来的卷宗整齐地码在会议桌上，编号从1直到22，档案袋上潦草地标记着一些字样：排查人员指纹、外省市查证、模拟画像、附近旅馆名单。还有16本工作笔记，纸面泛黄，书脊磨损得厉害，有的甚至已经散了架，不得不用长尾夹重新固定。 参会的民警刻意把声音压得很低，仿佛猎人隐匿在森林。办公室外，挂着块方正的牌匾—1995.11.29晟舍凶杀案专案组。在湖州，这是人人都知道的“那个案子”，也是建国以来湖州发生的最大命案，死者4名。但对民警们来说，这则是一场跨越22年却始终毫无转机的追凶之旅。 直到现在，现代科技的发展让民警们重新看到希望。一年前破获的甘肃白银连环杀人案反复出现在他们的对话中：凶手高承勇的一名远房亲戚因违法犯罪被采集到血样，甘肃警方通过Y-DNA染色体检验，发现城河村高氏家族有作案嫌疑，直接抓获高承勇。在湖州警方的档案室，也仍保留着含有22年前凶手唾液的烟头，研讨会召开时，警方已经从其中提取出了凶手DNA。 45岁的陈红跃在湖州市公安局一间安静且闷热的会议室向《人物》记者回忆起当年。那时他还是个工作刚满一年的年轻侦查员，碰上这么大一个案子，“那时候心里很震惊的”，那个充满血腥气的房间里的画面至今仍深深地刻在他的脑中。专案组里55岁的严关炳，当时是陈的顶头上司，任湖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副队长，相较之下，严显得十分沉稳，到达现场后，他立刻戴上口罩和手套，打开工具箱开始收集物证。 那是一栋暗绿色的三层小楼，位于湖州市织里镇最繁华的晟舍新街上。门口手写着“闵记饭店旅馆”六个黑字，又用红色油漆描了一遍。案发地包括闵记旅馆203房间，体型魁梧的山东商人于峰(化名)仅着内裤俯卧在床上，房间内的另一张床上，旅馆老板老闵被反绑住双手，嘴里塞了一块毛巾，隔壁的202房间，旅馆老板娘半坐半卧，被子还好好盖在同睡一床的12岁孙子身上。 只不过，4人的面部都有些难以辨认了——他们的脸都被钝器狠狠砸过。陈红跃回忆，当他们到达现场时，由于天冷，床单上的血迹甚至还没全干。
上：22年来的卷宗依然保留完好下：22年前的工作笔记(警方供图) 痕迹 严关炳是一流的痕迹鉴定专家，在这个案子发生的前两年，他还发表了一篇《3种常见皮革制品及其制品痕迹检验初探》的论文。大部分谋杀者总爱穿戴皮革制品—无论是皮鞋、皮衣还是一只掩人耳目的皮箱。这个小漏洞能帮上不少忙，皮革制品不宜洗涤，长期使用后表面具有粘性，更容易在现场留下痕迹。 在湖州，严关炳有着“鹰眼警探”的称号。他头脑敏锐，体格清瘦，还有一双充满怀疑精神的眼睛。22年后，面对《人物》记者，他依然能精准地回忆起每一位证人的证词。 和其他的旅馆客人相比，一名姓毛的桐庐商人格外“刻骨铭心”。问询情况时，他显然还没有从惊吓中回过神来： “闵记是这条街上唯一一家旅馆，每次来织里我都是住这家……本来我是住在203的，老板说三楼几个房间都是桐庐人，你不如和那个山东来的大块头于峰换一下，你这个床位让于峰住。然后昨天晚上，于峰就被杀了。” 原来是一个死里逃生的幸运儿。严关炳记录了下来。 严关炳还回忆了服务员小丁的笔录： “203除了于峰，还有两个一起来的客人的，他们说自己是浙江衢州的，但我自己是安徽人，我觉得他们的口音和我家乡人比较像。 11月28号的下午1点左右，他俩入住旅馆。放下行李后，到楼下餐馆点了炒鸡块和古井贡酒，让我端到房间里，还给他们每人拿了一个杯子。” 在这个逼仄的空间内，严关炳早就注意到，两个床位之间的桌子上摆放着一个玻璃杯和一个陶瓷杯。在紫光手电的照射下，他撒上铝粉末，再用柔软的毛笔轻轻拂去，发现每个杯子各有一套指纹是四指并拢的形状，且反复移动了多次。指纹的主人很可能就是那两位旅客。 除去指纹外，踩在地上一堆衣服上的一个鞋印也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鞋印的花纹呈六角菱形状，在周边的服贸市场从未见过。无论是民警还是报警人，走进房间时都会小心翼翼地绕过衣服，脚印只有可能是凶手慌不择路时留下的。 203房间地上还留着不少烟头，严关炳数了数，共有26枚。其中有一个香烟盒格外引人注目，金灿灿的包装上印着红色的品牌名：盛唐。这不是一个大众的牌子，产自安徽芜湖卷烟厂，一般只在皖南地区比较常见。尽管那时还没有任何手段可以对烟头上的生物信息做出鉴定，但警察还是小心翼翼地收集并保管了全部烟头。 案发后的那天清晨，两人没结账就离开了。 事后推测，这大概率是一起抢劫杀人案：两名凶手应该是先对同房间的于峰起了歹意—他死亡时处于静止状态，应是在睡梦中被杀的；但他们忽略了于峰缝在内裤里的6000元现金，因此并未搜刮到多少钱财，于是转而以结账的名义将老板骗至203(服务员在睡梦中迷迷糊糊听到“喊老板结账的声音”)，把还带有于峰血迹的毛巾塞进老板口中。最后遇害的才是202房间的老板娘和孙子。 对一个12岁的男孩痛下杀手令人费解，可能的原因是，“在杀老板娘的过程中，这个小孙子声音响动或者也醒了过来。” 见过这两名旅客的目击者形容，一人40岁左右，1米65上下，体型稍胖，长着一张大圆脸；另一个年纪较轻，1米8，眼睛细长，戴着鸭舌帽。戴鸭舌帽，恰恰是安徽一带的惯常打扮。糟糕的是，在信息技术尚不普及的1990年代，监控是个稀缺品，这家旅馆也没有严格执行住宿登记的制度，“没有身份证，老板也会允许他住进来。”对这两名“消失的旅客”，警方并不能得到更进一步的信息。 接下来，他们的目标就是把这两位“衢州来客”揪出来。
1995年，案发后的闵记饭店旅馆(警方供图) 零 织里镇坐落于湖州市东部的太湖沿岸，这儿的人们更愿意称呼自己是“织里人”，在某些时候，织里的名声的确盖过了湖州——每年有超过4.5亿件童装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中国童装城”的名头说起来底气十足。 织里一直是私营经济的热土，也是充满野心的冒险家的乐园——现在，林荫路两旁排布着体面的欧式风格中产阶级社区，鸢尾花在微风中轻轻摇曳，街道上的店铺各个都有洋气且拗口的名字：魔堡公主、汤姆琪咪、蓝色维尼，绣着花边的粉红公主裙总是被摆在橱窗里最显眼的位置——在22年前，织里的童装产业已经有了迅猛发展的势头，偷窃是与富裕相伴而生的童话小镇中仅有的戏剧性事件。直到11月底那个星期一的凌晨，几声榔头锤击的异响突然而至。 半个月后，大规模排查工作开始了。警方决定兵分两路，一路人去皖南地区比对指纹，另一路去调查鞋印的来源。 湖州市公安局的电子指纹识别系统是在1996年上马的，在地市一级公安机关可以说是最早一批——显然是由于这件命案的久侦未破带来的极大刺激。倒退到凶案发生的1995年，指纹比对全靠肉眼识别，一个地方的指纹库通常就是一摞白底黑纹的卡片。尚无太多痕迹鉴定经验的陈红跃被分到了这一组，他几乎跑遍了皖南的每一个县，一张一张去翻卡片。 如今回想起来那段经历，陈红跃双手在空中模拟着翻页的动作，苦涩地笑了起来，“翻傻掉了”。多的时候一天辨认几千份指纹，到最后，“这个案件的现场指纹，可以说一直印在我的脑子里边。” 如果库里没有目标对象的指纹，还需要走街串巷去访问。此后陈红跃跑遍了大半个中国，近至上海，远至广东、云南。只要外地出了手法、情节类似的案子，就会去看“能不能并案”。由于作案手段娴熟，警方一度以为是两个惯犯。直到最终抓获嫌疑人之后，陈红跃才意识到问题出在哪里：这两个犯罪嫌疑人压根就没有前科劣迹，库里当然找不到他们的指纹。 这时候，另一条追查线上传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 严关炳负责追踪鞋印来源。在此之前，他们已经跑遍了华南的大型鞋帽市场，毫无收获，不过，这并没有挫伤他们的积极性，“越是特殊的，越找不到的，那说明找到了以后，这个价值就越大。” 1996年春节前夕，南京水西门，严关炳正漫无目的地在各个鞋子摊位间转来转去，突然，一双高帮登山鞋吸引了他的目光，把鞋底翻过来一看：可不是和现场的那个鞋印一样的嘛！ 经过调查，这种鞋产自昆山一家韩国独资企业，出口加拿大，摊主售卖的是在海运前不小心被遗落的唯一一箱。除此之外，工厂也曾将一部分损坏的鞋作为福利发给员工。民警赶往昆山才发现，这家企业在职员工也有几百号人，更别提这些年来来去去的打工者了。因此，那个鞋印的拥有者不一定是这家鞋厂的员工，也有可能是某个员工的关系人——对严关炳来说，“范围太大，就像大海捞针一样”。 案件进展由此陷入停滞。如今回忆，陈红跃觉得那是刑事侦查最困难的时期：刑事案件高发，但侦破手段却没有及时跟上，“当时我们这一代可以说是从事刑事侦查最苦的一代人了”。 对于这桩轰动全国的灭门案，线索的总和是一个漂亮的整数：零。
22年前画的命案发生地周边地图(警方供图) 噩梦 刘永彪发现，这22年来，总有个恶魔在折磨他。 恶魔经常闪现梦中——爬着山，眼前一棵树直直地倒下，又或者是警察突现，用手铐将他一把抓住。 每次醒来都是大汗淋漓，只能在黑夜里睁着眼发呆到天亮。这样的次数久了，他干脆拒绝入睡——通宵打麻将，下象棋，看小说。最长的一次，他下棋连续下了两天一夜。 这是刘永彪被关押进湖州市看守所的第十天，他剃成寸头，穿上了看守所的黄马甲。在一间灰白色墙壁的审讯室内，他神色平静地接受记者采访。 刘永彪出生于安徽省南陵县一个偏远的乡村，除了上级领导调研扶贫和走访贫困户的通讯稿，这个村庄在网络世界的存在乏善可陈。从小，刘永彪就和村里的其他娃显得有些不同：从父母那里偷来的两块钱，他拿着买来蜡纸和彩笔。到初中，他的兴趣又转移到了小说，喜爱鲁迅和《红楼梦》，在初三毕业时即宣告了自己一生的梦想，“我就喜欢当作家”。 尽管在家乡南陵，刘永彪并不讨人喜欢——好赌、情绪化、好吃懒做是最常出现的评价——但他成了作家，还是个在圈子里有点名气的“农民作家”。这些年，他陆陆续续出版了几部作品(尽管大部分是自费的)，获了几个文学奖，甚至在2013年加入了中国作协。加入作协的途径有多种说法，刘永彪声称是“自己在网上下载表格”，但也有和他相熟的当地作家归因于某种并不光彩的手段。无论如何，他总算是硬气了一把。 1994年，他在一本名为《清明》的安徽省文学刊物上发表短篇小说《青春情怀》，主人公是个读了3年高三的乡下少年，为考不上大学而苦恼，暗恋着隔壁“染了金色的头发，穿着皮夹克、牛仔裤”的青梅竹马。那会儿，刘永彪正雄心勃勃地谋划在文坛一展拳脚。 但他的生活并不顺遂，1995年，女儿3岁，出生时就被诊断为“先天性小睑裂综合征”，眼睛奇小，刘永彪在这一年必须筹措到5000元为女儿手术。 那一年同时成为近乎断片式的空白，“一个不堪回首的污点”。当年，他和同乡年长11岁的汪维明去了一趟织里。刘永彪和汪维明是发小，汪维明是村里记工分的会计，也是少有的支持他文学理想的乡邻。每当父母和妻子唠叨“看书是不懂事”时，为了“耳朵清静”，他经常躲去汪维明家写小说。 刘永彪因此对汪维明有种近乎信徒般的虔诚。汪在织里打过工，说“那里的老板很有钱，找个人搞一两万块钱是个轻而易举的事情”。女儿的眼疾、赌博的输多赢少、文学事业的上下打点，他最需要的就是钱。 但除去抢劫外，他们还杀了人。警方从他们随身携带榔头这一细节推测为预谋杀人。 在和记者长达一个小时的对话中，刘永彪逻辑清晰，只有在被问及作案过程时，罕见地激动了起来：“细节还用说吗？细节很残忍的。” 他从来不敢回忆杀人的细节。作案的日期，还是在被抓之后从侦查员的笔记上得知的。 杀人后的第二年清明，刘永彪买了一包老鼠药想去父亲坟前自我了断。想到药会苦，他还用放维生素的小药瓶装了点酒。没想到，妻子把女儿也给抱来了。看着女儿还未被治愈的眼睛，勇气又顷刻消失殆尽：“看我女儿这个样子，我还是要活下来啊。” 第十年是个关口。惶惶不可终日的恐惧被一种更强大的麻木盖过去了。有时他还会劝自己：“万一办案人员疏忽大意没查到我，时间一长说不定就查不到了。”这一年发生了两个重要事件：他的儿子出生了，他开始在县城里开作文辅导班。 刘永彪变成了那种最普通的父亲。尽管他独自住在县城，妻儿长期住在乡下，但他依旧热衷于在QQ空间分享儿子的成长历程：出生没多久还穿着纸尿裤的时候；一周岁学会走路的时候；再大些跟着父母出去旅游的时候；8岁开始读小学生优秀作文的时候。 开作文辅导班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刘永彪还算精明的商业头脑。在南陵县，他几乎可以称得上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许梦琪跟着刘永彪上了三四年辅导班，还一度担任班长。在许梦琪看来，他和任何一位靠教书赚点外快的辅导班老师一样，照本宣科，无视课堂秩序，偶尔为被欺负的女生伸张正义。面色蜡黄，垂着两个吓人的黑眼圈，坐在休息室的板凳上一根接着一根抽烟，这是她对刘永彪的印象。 一度，刘永彪也考虑过把写作当作发泄的途径，通俗文学，连题目都取好了，叫《身背数条人命的美女作家》，是写“美女作家杀死多人而不能破案的”。写了好几个月，有两三万字后，他又不敢接着写了。“如果没有这个案子……”他经常这么幻想，他有底层生活的经历，最重要的是，“忏悔的冲动和灵感太多了”。 但刘永彪说，他不敢努力了。“努力以后就出名了，出名就关注了，关注以后我就怕我这个事就出来了。” 对于刘永彪的文学成就说法不一。芜湖作家谈正衡在1980年代和刘永彪相识，在他印象里，早年间他的作品的确还受过不少文学名家的肯定，被评价为“笔下的底层生活沉甸甸”，“具有真实的力量”。但接受采访时，他对刘永彪后期的代表作不屑一顾：“就是写某小青年如何通过奋斗获得成功，然后有钱了，被长相非常漂亮的某大领导的女儿看上。” 刘永彪出事后，谈正衡在朋友圈里写：“作品没有成就他，反倒是命案让他出了名。” 转机 严关炳和陈红跃发现，这22年来，也有个恶魔在折磨他们。 恶魔经常在某个日常时刻“嘣”地一声跳出来。在路上遇到当地村民或者老领导，顺口提起“那个案子怎么样了”，他们答不上来，只能愧怍地低下头。 2008年，曾分管此案的湖州市公安局副局长李纲病危，他把当年参与追捕的民警都叫到了病床边，嘱咐：这个案子没破是我终生的遗憾，你们这些同志有朝一日一定要把它侦破。 每当想起李局长的这句临终遗言，严关炳和陈红跃感到“心都会疼”。 22年来，在严关炳办公室的抽屉里，当年重要的物证——指纹、鞋印、毛巾的照片还静静地放着。每当有类似的案子出现时，他会把当年的办案笔记拿出来复习一遍，这成了某种强迫症似的习惯。 转机在今年6月降临。 湖州市公安局新领导班子上任，下了“一任接着一任干，尽最大努力抓逃犯，破积案”的命令。更重要的是，用于刑侦领域的Y-DNA染色体检验技术已经成熟，沉积近30年的甘肃白银案的破获就是一个绝佳的典范。 简单来说，这是利用了Y染色体在男性父系之间的单向传承。如果是男性嫌疑人在作案现场留下可以检测出DNA成分的遗传材料，通过找到与嫌疑人有相同Y-DNA渊源的亲属，进行Y-STR(short tandem repeat，短串联重复片段)的同源比对，可以直接确定嫌疑人的姓氏。每个姓氏都有Y染色体的特异性标志，就像血液里流动的代表出身的“条形码”。 40岁的徐志成加入专案组成为10位常驻民警之一。法医物证专业出身的他，从2005年开始一手建立起湖州市公安局的DNA实验室。 徐志成太不像个警察了——认识他的人都这么评价。他戴一副厚实的有框眼镜，讲起话来有股文绉绉的老学究味道。如果对话中不可避免地出现某个专业术语，他会给自己按下暂停键，倒回来耐心地解释一遍，像是在蹑手蹑脚地完成某个高难度的实验。 要说和高校里终日埋头做实验的研究员有什么区别，大概是当你把一具触目惊心的尸首摆在他面前，徐志成也不会多眨一下眼。“在现场，在破案的过程中，根本就没有时间来同情这个死者。” 徐志成的DNA实验室位于湖州市公安局一栋4层楼房的4楼，从试剂室、提取室、扩增室到检测室，运转起来如同一个严丝合缝的齿轮。设备先进且昂贵——光是自动化工作站的造价就近两百万。现如今，公安部门站在了综合科学技术的最前沿，DNA技术取代了传统的物证蛋白质检验。一滩尿液能查，一枚断掉的指甲能查，一个喝过水的杯子能查，你的DNA早就不是秘密。 要问徐志成是否曾遭遇过哪怕一丝困难的话，10年前的一起强奸分尸案也许算得上一桩。也是个冬夜，一位女出租车司机失踪，33天后在一个鱼塘里发现了被蛇皮袋包好的躯干。通常来说，人体死亡后精子检出的最长期限是3周，得益于当时的寒冷天气，当徐志成小心翼翼地提取出死者的阴道擦拭物，在显微镜下看到了少量的精子头部。成功检见精子的DNA分型后，故事的结局很快以嫌疑人的抓获告终。 但面对这起22年前的灭门旧案，徐志成却感到格外棘手。 拿到一个新鲜的检材(痕迹物证)，徐志成检测出DNA只需要3天。但谁都没遇到过保存了22年的物证，严重的降解会导致DNA信息量的损失，再加上把检材都放在一块，存在相互污染的问题，“整个实验室也不是很放心的”。 好在，尽管当年谁也不知道检材有多少用处，留下凶手唾液的26枚烟头还是被原原本本地保留了下来。在那个并没有多少检材保管意识的年代，居然有意无意地往其中放了一些纸——这帮助去除掉了环境里的潮气，使得检材处于较为干燥的状态。在前期提取时，徐志成采用了醇化的浓缩方式，在保证能够出结果的情况下把杂质全都去掉。 徐志成一度感到担心，检材如此有限，“我们要是这里又没做成功，检材一下没了……说实话，可能会成为破案的一个，要成为一个罪人。”他投入更多心血，从早到晚，再加班到凌晨，想尽办法“以最少的代价来做出最完美的结果”。在实验室里耗了10天以后，他在烟头中检测出了10个人的DNA。 重新走访了一遍当年在场的无关人员后，徐志成排查出了犯罪嫌疑人1号和2号。其中1号丢了6枚烟头，2号丢了10枚烟头，恰好在两人的烟头中都包含了产自安徽芜湖的“盛唐牌”香烟。 拿着两个千辛万苦提取出来的DNA，徐志成先去全国的犯罪分子DNA数据库里排查——一无所获。再去各省的DNA数据库里排查——还是一无所获。再去皖南各市的DNA数据库里排查——终于，在芜湖的市库里，一个叫做刘永利(化名)的名字浮现了出来。 来自南陵县的刘永利是因为打架被录入DNA数据库的。和嫌疑人2号的DNA相比，刘永利属于“三个四步”，即在39个位点(DNA上的一个基因或标记的位置)中，其中三个位点有四步差异。一步不同意味着相隔七代，即使刘永利和凶手存在亲缘关系，那也是十四代往上的事——300年前，他们也许拥有同一个祖先。这是临界于“有意义”和“没意义”的一个尴尬位置。 这条线索像是从缝隙里钻进来的一丝微亮，但你无法判定，它是曙光还是某束混淆视线的人造光源。要不要往下做呢？专案组陷入两难。 瞄准 6月中旬，22年前参与破案的老民警们又被召集回了专案组。当年的“鹰眼警探”严关炳当上了湖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政委，他已经55岁了，皱纹不可避免地爬上他的脖颈和脸颊，唯一不变的是那双依旧锐利的眼睛。 那个周日的午后，他们讨论的正是“要不要往下做”的问题。他们从公安内部系统调来了不少甘肃白银案的卷宗，也请教了参与办案的甘肃民警。白银案中排查到的高氏的远房堂叔和现场遗留的DNA高度吻合，找到凶手高承勇属于一步到位——专案组常常羡慕他们的好运气。 严关炳征求各位的意见：“要做的话咱们明天就要出去了。”一些民警觉得“没意义”，另一些反驳说“总要试试吧”。考虑到刘永利和犯罪嫌疑人都来自皖南地带，最后，是一位来自河南的遗传学专家一锤定音：“有继续工作的必要。” 做了两年教导员的陈红跃也重新回到了刑侦一线，“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破案的机会了”。22年过去，他已经成为湖州首屈一指的刑侦专家，每年勘察现场300多起，无一错勘。 最快的一场破案只用了7个小时：一位姓戴的老太太报警称老伴被杀，她在一旁呼天抢地，如果不是在老太太的鞋子上发现了血迹的话，这副悲恸模样差点感动了陈红跃。老太太立刻承认了弑夫的事实，从此，任何伪装和欺骗在他面前都是一眼能拆穿的拙劣把戏。 当下的工作并不需要那么高的智力强度，但需要格外细心：除了“正儿八经明面上的家系成员”，还要注意外迁的、改嫁的，甚至逐出家门的。在七八月皖南地区的高温下，22年前那挨家挨户排查的经历又回来了。研讨会开后的第二天，陈红跃立刻开车奔向南陵。 摊开一张南陵地图，陈红跃把刘氏家族聚集的地名都圈画出来：高坝刘、刘家湾、仓溪村……在高坝刘，他们排查了一个多月，连七八十岁的老头都忍不住向民警“要个说法”：“隔壁村上都说，我们刘家有人在外面杀人放火干坏事了。” 警方在高坝刘并没有直接找到凶手，但是在这里找到了极为重要的“一个一步”，“一个一步”和凶手的爷爷辈应当是堂兄弟的关系。包围圈越来越小，专案组被一种巨大的兴奋感笼罩着，“一直吊在那边”。 陈红跃太熟悉这种感觉了。他是20米外手枪慢射的神枪手，几乎枪枪都能打在10环以内。秘诀就是，控制呼吸，保持姿态，慢慢瞄准，最后，一击命中。 当然，也有失手的时候。此前，一个叫刘秋实(化名)的男人曾走进他们视线，除了体貌、年龄符合外，据他的小学同学反映，他“从小练武，没有成家，在社会上混”，并且在2010年自杀了——几乎每一项都能指向那个谋财害命、不堪内心煎熬的杀手形象。问题在于： 骨灰是没有办法提取DNA的。 好在，最后找到了一份刘秋实盖了红手印的拆迁合同，和现场的指纹比对并不一致。 8月8号，立秋后的第二天，南陵断断续续下了一周的雨。名单上只剩下最后3个名字：除了刘永彪外，还有1980年代就在乡政府任职的南陵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和从美国留学归来、在深圳工作的高材生。专案组决定先从刘永彪入手。 严关炳和陈红跃伪装成科研人员，编了个调查刘氏家族迁徙的理由，一同去刘永彪家中采血样。陈红跃记得，刘永彪家里有一整面组合柜，塞满了各种类型的书籍。 刘永彪给陈红跃的第一印象是“像个文化人”。他看上去面相斯文，神色温和，听了这几位来客的原因，他连声说“可以可以”，配合地一同坐在沙发上。严关炳坐在刘永彪的旁边，陈红跃打开医用器械盒，正准备采血，一根针掉到了地上。他趴在地上找针，这时，刘永彪的儿子从房间里“蹬蹬蹬”地跑出来。 “回去。”刘永彪呵斥儿子。 过一会儿，他又从房间里跑出来了。 “回去！”这次，刘永彪升高了音调，神情里隐隐有发怒之意。 除了这个瞬间有些失态，刘永彪全程都表现得得体而坦然。在回去的路上，陈红跃有些动摇，他向严关炳小声嘀咕：“这是个作家，采血还这么配合，估计不是吧。” 8月10号，就像过去58个平淡无奇的夜晚，徐志成在DNA实验室里将采集来的血卡打孔取样，再到超净工作台中操作DNA实验，最后放在基因测序仪上进行测序。走到最后一步——和从现场烟蒂提取的DNA放在一块比对时，他一下子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一模一样。 显示屏上的基因图谱整齐地排列着，泛着绿莹莹的光亮。他用手指点屏，一个一个滑过去，完全符合。怕自己看花了眼，徐志成把软件关掉，重新打开，这次终于确认了。 他开始给几位领导打电话，抖着声音，甚至“带着哭腔”。兴奋、紧张、不可思议，还有一种使命完成的解脱，各种情感在体内互相冲撞，他的心脏跳得太快了，“砰砰砰”，像是要从胸腔里蹦出来似的。 专业知识告诉他，此时冷静下来的唯一办法是让血液从心脏散布到四肢里。他开始围着办公室里的茶几不停转圈，几十圈过后，终于稍稍平静了。 终点 8月8号那天，刘永彪就知道自己要完了。 “进来的那几个男人说市政府做一个卫生上面的东西，查什么刘氏家谱，说我是刘家人，要帮助做个DNA。怎么可能呢，一定是来抓我的。”刘永彪心想。 刘永彪是侦探小说爱好者，对DNA生物鉴定技术略有耳闻，也密切关注着一切凶杀案的新动态。他一度暗自祈祷甘肃白银案不要被破，但在电视上看到高承勇被抓的那一刻，他平静地预见到了自己的结局——追凶者掌握的力量已经超出了他的理解和想象。 他本想在8号采血那天就自首。可是儿子却一反常态，不听话地在房间里外跑来跑去。尽管22年来的逃亡生涯把他折磨得精疲力尽，在这心理防线濒临崩盘的时刻，他还是希望能够保留作为父亲最后的尊严。 在几位“科研人员”离开后，刘永彪想起了汪维明。汪维明混成了上海一家投资公司的法人代表，实际上是给自己的弟弟打工，一个月拿5000块钱工资。这些年，他们依旧频繁见面，他们声称要“坦然面对，查到了就是查到了”。 刘永彪在警察走后拨通了身在上海的汪维明的电话：“我今天被采血了，警察马上要来抓我了。我是不想逃了，到时候我肯定要把你讲出来的。” “不要紧，也许搞错了，这个案子不一定能查出来。”汪维明有些不屑一顾。 刘永彪知道和他说不下去了，他有些怨恨自己当年为什么会那么崇拜汪维明，觉得他是“一个有文化的人”，现在看来，他完全就是个无知的法盲。 刘永彪给家人留下的最后印象是一场怒火。饭桌上，儿子又挑食了，刚开始上班的女儿则说自己新买了个iPhone7——他忍不住一顿臭骂。 “爸爸马上就要走了，他们还不知道，我又不能讲，他们吃东西还要讲究，这怎么可以呢？”他想。 吃完饭，刘永彪让两个孩子回老家找妈妈，他们有些委屈和不解，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但还是顺从地照做了。 把两个孩子送走后，他拿用过的草稿纸背面来给妻子写信： “今天有几个公安来家采集我的血样，我知道是因为20多年前的案子。20多年来，这件事一直给我带来精神折磨。我好几次想自杀，连老鼠药都准备好了……” 他涂涂改改，字迹有些潦草，最后又用一张干净的纸誊抄了一遍。 10号上午，刘永彪和往常一样去学校上班。这两年，他在南陵最大的民办中学担任校刊主编，工作是收集学生稿件和学校的活动材料，月薪3500元。但这会是他最后一次去学校——他不愿意让左邻右舍看到他在大街上被抓的落魄样。他清理了电脑和橱柜，打包了所有个人物品，提前回了家。 他放弃了回老家看看妻儿的决定：“人家多看一眼，是一种天伦之乐，对我来说是一种痛苦了，我都不敢回去了。” 一切就绪。从9号到10号，整整两天，刘永彪都没吃饭，唯一的进食是一包3块5的方便面。家里已经懒得收拾了，东西都乱糟糟地丢在地上，甚至连客厅的台子都掀翻掉了——那是某个时刻“心情全部爆炸”留下的痕迹。回想起自己性格中的最大缺陷时，“极端”这两个字冒了出来，他想，正是极端害了他。 11号凌晨1点，当刘永彪穿着条纹T恤和肥大短裤、坐在沙发上静静地吸烟的时候，这场22年的逃亡之旅终于走到了终点。陈红跃在内的十余位警察冲进刘永彪家，给他戴上了手铐，他没做任何抵抗，沉默半晌后吐出了第一句话：“我等你们等到现在。” 5小时后，汪维明在上海浦东的一个小区里被抓获。“我跑不掉的。”见到民警后，赤着上身的他“扑通”一下跪了下来。 “作家杀人，还是第一次碰到。”一生都在和罪犯周旋的严关炳都感到有些吃惊。审讯时，他又想起来当年那双并未追查下去的鞋子，顺口问了刘永彪一句：“你还记得作案时穿的是什么鞋子吗？” 什么鞋子？穿的衣服、裤子他早就忘了，但那双鞋子他不可能忘记：“从村里一个姓汪的村民那里买来的，他在昆山的一个鞋厂打过工。二手的，贵着呢，150块，那年头很可以的。” 刘永彪被拘押在湖州市看守所，离市中心有超过半个小时的车程，道路在施工，除了这几栋孤零零的建筑，目力所及是一片荒野，杂草疯长。伙食标准是255元一个月，每周总有那么一两天是有肉吃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背监规，偶尔也能看书，讲法治的、讲道德的或是讲文化的。
有一天，刘永彪半夜醒了过来。他短暂地回忆了下自己在哪儿，意识到是在看守所里时，他松了口气：“我怕什么，不怕了。”一走路，手铐和脚铐就叮当作响，这声音让他感到安心，“现在我虽然戴了铁镣，但我觉得精神上面放下了。”22年来，他“没想到对死者家属怎么赔偿”，直到接受审讯时，才意识到了这一点：“如果有来生的话，我做牛做马来赎我的罪。” 逮捕刘永彪的那个夜晚，没有参加抓捕行动的徐志成是在家里的那张床上熬过的。 他迫切地想和妻子分享此刻的心情，但妻子已经陷入了梦乡。洗完澡后，他开始尝试着努力入睡。眼睛闭上，告诉自己“不想不想”。 前线民警已经奔赴刘永彪的家中，在微信群里全程直播，此后又连夜赶去上海抓捕汪维明。徐志成还是没忍住，“那个手机微信老是响，一响就去看一下，一响就去看一下。”睡了半小时后醒了，再把微信一条条看过。时针指向了凌晨4点，“肯定要睡了”——到5点半又醒了。 既然都5点半了，那就别睡了吧——那时距离汪维明最终被捕还有半个小时。他跳下床，拉开窗帘，这座城市正在缓缓苏醒，车马声和拂晓时分稀薄的阳光一齐涌了进来。 长夜终于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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