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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杨杰博客
不到关键时刻，一个贼是不会像强盗那样跳将出来自报家门或自爆家丑的。所以，在清算中国足球史无前例大失败的关节口，“国奥球员开房事件”被人巧妙地泄露出来，成功地转移了大多数人的注意力，混淆了视听，淡化了危机，让人们误以为，月亮的体积看上去比夜空里所有的星星都要大。
这种小聪明，这种一贯的掩耳盗铃手法，是谢亚龙这个对足球江湖涉世不深的人想不出来的。很明显，这种招数来自足协里的那些老油条和老公公，他们清楚，在眼下，没有哪条妙计能比黄色秘闻更能吸引公众的眼球，更能转嫁压力和矛盾，只要能够丢车保帅金蝉脱壳，损失一些中国足球的脸面有何不可？何况如今的中国足球本来就没有脸不要脸了。
中国球员的好色是毋庸置疑的，一如现在的中国男人普遍热衷于泡妞让人司空见惯。大环境如此，世风早已不古，谁也不必强作说愁，装得跟大义灭亲的圣人或少见多怪的孙子似的。一向“家丑不可外扬”的足协拿这种事大做文章（有证据显示，“开房”消息的外泄实际上是足协人员的有意为之），说明在不堪重负之下，这些人情急跳墙不管不顾了，像一头被捕兽夹夹住后腿的野猪，为了脱身不惜自残，自个咬断自个的大腿，以求苟延残喘，苟活于世。
从实际效果看，这一伎俩基本得逞了。
当然，一直以来，足协也并不是一个好人没有。1999年5月，张玉宁那批国奥队即将出国参赛的前夜，张玉宁、李彦和隋东亮三人私自溜出下榻旅馆，去广州一家酒吧里寻欢作乐。当时，得到球迷报料的《羊城晚报》记者汪晖（现任羊晚体育部主任）连夜赶至酒吧确认了此事，第二天在报纸上以《国奥球员夜半泡吧》为题予以曝光，一时轰动全国。据周志伟（原《羊城晚报》体育部副主任，现《广州日报》总编辑助理）对我说，这其中有个细节，由于晚报是中午出报，当天上午羊晚编辑部出于尊重，曾将报纸清样提前送给随队督战的原中国足协掌门人王俊生过目，王俊生吃惊之余，脸色铁青，一言不发，显见是气晕了。那时的王俊生，给媒体和公众的印象淳朴而耿直，治军温和但也严厉，是个眼里容不得太多沙子的大好人。虽然在之后与越南队比赛中，张玉宁和替补上场的李彦分别打进一球，算得上戴罪立功，但王俊生奖罚分明，坚持照章办事，除了批评教育写检讨，还毫不留情地罚了三人5万元。那时候，张玉宁和李彦的一年收入大约只有20万元，而部队选手隋东亮的工资更低，对于这三人，5万元罚款不可谓不高，足以伤筋动骨。众所周知，从那以后李彦就变成一个行为检点的乖孩子了，再也不敢夜不归宿乐不思蜀，时常被人当作“浪子回头金不换”的典型事例。
2000年3月，李玮峰领军的深圳平安队在客场昆明输了球，尽管如此，还是有数人乘着夜深人静，将自称按摩女的妓女招进酒店房间陪夜。《足球报》根据深圳队外教塔瓦雷斯的秘密报料，公开揭发了此事，却引来一场旷日持久最后不了了之的诉讼。这些年，关于中国足球运动员喜阴恋黑、道德败坏的报道层出不穷，每年都有三四起新科案例丰富着此类话题的素材，以至于到了无此不可称之为“中国足球”的地步了。针对这种事情，我以为也要一分为二地看，从人性角度说，这群血气方刚的大小伙子，从小就被前门一把锁后门一把锁地囚禁于宿舍里，被要求清心寡欲，如果踢球者非得如此，那么在中国选择足球为职业一定是“不快乐”的。一名球员在青春期中的稳定球技和良好状态需要“性成熟”来支撑，生理欲望受到严重压抑的人不可能保持心理健康，所谓“走训”和“集训”的争议，其焦点正在于此。即便为了参加奥运会或世界杯这样的大赛必须集训，也不意味着这些球员因为足球生计或足球事业，理当或甘愿接受足球的“阉割”。只要没有违法乱纪，没有违反规章制度，不影响训练比赛和行军打仗，严格地说，球员的“私生活”是足协无权过问和干涉的。假若确实行为不轨，违纪属实，正如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从不违反军令的军队一样，犯了哪一条，照章处理就是了，犯不着小题大做上纲上线，故意夸大一件小事的严重性，来遮掩和稀释另一件大事所具有的更严重的真相和原因。往好里说，如此行事，抓住芝麻丢了西瓜，分不清事情的轻重缓急，实乃蠢人误事，庸医杀人。往坏里说，这其实是一种道德更为败坏的行为，企图抛出球员的“生活作风问题”，摆布舆论，浑水摸鱼，有计划有步骤地把主要责任推到球员身上，“难言之隐，一推了之”，误导和搪塞对中国足球全面溃败的责任检讨和因由反思，反正“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兵”，替死鬼和挡箭牌多得是，无论风吹雨打，我自巍然不动——我是足协我怕谁？贼喊捉贼谁是贼？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死猪不怕开水烫，活人岂能憋尿亡，爱谁谁吧。
每当看见中国足协胳膊肘向外拐，一副大义凛然状，我就知道，这是黄鼠狼打算给鸡拜年了。对于中国球迷而言，足协既讨厌又危险，而对于中国球员来说，足协同样讨厌，同样危险。这个官商不分、不三不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玩意，再不改革重组，天怨人怒就了无宁日。（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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