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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岸的月亮 第一章
我爸把我摆在美国领事馆门口的那张黑色长椅上时，我吓了一大跳。我从来不知道，对于我们这种一年四季都生活在慵懒安逸中的成都人来说，凌晨五点，居然还有人排在我前面！

那几个人耷拉着脑袋一动不动，貌似在这里坐了很久。我悄悄的把手伸到其中一人的鼻子前，我妈迫不及待的打了我手背一巴掌。那人似乎被惊了一下，扯了个响呼噜，继续睡。天蒙蒙亮的街头，只听见扫大街的刷刷声，沙哑祥和。

我妈把一个巧克力蛋糕递给我，外加一瓶酸奶。我观摩半晌，说我不要酸奶，我要可乐。妈大怒，挥手就佯装要打我。我缩回椅子上，眼睛盯着脚趾头含糊不清的说：“你没见我正紧张么？别烦我。”

成都的这条街叫做“领事馆路”，它的整个人生意义都奉献给了赴美签证以及其相关咨询中介服务。我在不久前曾来过这里踩点，当时对美领馆的印象就是一大钢门。结果现在真的来了，连大钢门都见不着，就只剩下头上这个乌七八黑的蓬蓬顶。我心感不值，站起身来朝大钢门走，才走了几步路就有一个人民战士提枪冲锋过来，我对他说哈罗，他对我说退后。

我面带饥渴的看着人民战士，心想他命真好，可以不为中国做事，而为美国做事。我也想有条美国命，可以三点钟放学，爱干啥干啥。我不明白我为什么会出生在中国。我总是想，如果老天，哦不，上帝，在计算的时候稍微出一点偏差，我就说不一定哇哇落地在太平洋对岸的那片神圣领土上了。我也就不用浪费十八年，现在才来纠正这个错误。

这个改错的最后阶段是从昨天下午第一节课后开始的。当时我正在学校的自行车棚里躲着抽烟，收到一短信，让我第三节课后翘课回家。我揣摩半晌，心想这不管是谁发来的，总之是暗合我的做人原则。其实我并不是很经常翘课的，也不过就是一星期那么两三次，三四次。因为总是神龙见首不见尾，虽然次次考试全班前十，老师却连共青团都没让我进。不过这并没有让我受到半分打击，因为我觉得我依然是个政治上的先进分子——老子好歹是个少先队员，小学时还升过旗。

下午第三节是历史，也是班主任老蒋的课。老蒋在台上喋喋不休的宣扬马克思主义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的重大体现，我从邻座的桌子上摸起一张小纸片，推敲半晌，然后恍然大悟的喊了声：“自摸！”

全班齐刷刷的转过头来。老蒋脸色阴沉，肥胖的身躯如坦克一样从狭窄的走道上轧过来。邻座谢天从容不迫的把他桌子上的一大堆小纸片扫进抽屉。老蒋尖厉得吼了一声：“不准动！”老蒋说话带着一股浓郁的县城口音，而且我最想不通的是像她如此体积庞大的人，嗓音非但不浑厚，反而尖锐刺耳，跟用指甲挖黑板似的。

“陈青青，谢天，你们到底在做什么？”老蒋一把抓过我们桌上的小纸片。当她看到上面用圆珠笔涂画的麻将符号时，一张脸涨得绯红：“你们两个下课到我办公室来。太不象话了，还是一个班长，一个科代表，你们好好给我自我反省一下！”

等她转过身后，我跟谢天两个相视偷笑了好一阵。谢天长得不高，总是穿双布鞋，戴副黑框眼镜，一副笑傲江湖的样子。在我们文科班成立的时候，老蒋坚持要找一男一女做班长，于是作为六十八人中间珍贵的四名男生之一，谢天毫无怨言的担当了班长这个世俗的角色。至于我，我从初一的第二学期就被班主任从学习委员罢免成了小组长。后来我拿了两个全国英语特等奖，班主任面子上说不过去，就勉强让我当了英语科代表。我也毫无怨言的担当了这个世俗的角色，虽然我们的英语老师，一直很怕同学们把我当模范学习。

我和谢天两个自高中毕业会考后，就被调到了全班的最后一排。最后一排还有另外两个同学，一个全身有打架落下的三十八处刀伤，另一个是高中三年来雷打不动的倒数第一。鉴于我们四个精英同时在课堂出现的几率几乎为零，每一次团聚，我们都必将趁热打一盘麻将，以庆祝三缺一或二缺二局面的短暂瓦解。

“我不会去她办公室，我等会儿要回家。”我捂着嘴偷偷的跟谢天讲，“我明天要签证。”

谢天满面笑容的拍了拍我的肩：“祝你好运。我的签证是下个礼拜一。”

谢天跟大部分的高中生一样，他父母帮他申请的是大学预科。而我在高二的暑假就已考过了托福。我申请了一个很便宜的大学，因为知道家里经济条件有限。

当然，我跟谢天准备出国这件事情完全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在这个把维持99%的升学率看得比学生性命还攸关的中学，不参加高考，或者不参加高考的复习，甚至影响其他同学复习高考的热情，都是属于自杀性行为。几年前，我曾亲眼目睹学校谋杀了我们学生会主席留学哈佛的机会。学生会主席在万般无奈中卷铺盖去了北大。学生的个人前途似乎从来不在学校的考虑范围之内。我听见我们校长说，你不去考高考？你去读哈佛？这个，这个影响不好。

***

谢天说：“你不是要翘课吗？再不翘课就要下课了。”

我惊呼一声，赶紧举手：“蒋老师，我胃病又犯了，我要回去吃药。”说罢不等她回答，就自动收拾了书包站起来。

老蒋气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知道她一万个不相信我，我胃病复发的频率太经常，而且几乎每次英语联考的时候都会发病提早退场，但是她拿我没法子。第一个学期的时候我曾经去做过一次胃镜，并激动万分的发现本人有萎缩性胃炎。医生给我妈看片子，她说看嘛看嘛，那儿有个小肿块，但是没什么大碍，饮食规律就好了。然后她们齐刷刷的转头望向旁边哧哧偷笑的我。我想，我是无论如何不能饮食规律的了。我跟校外的一帮兄弟之间有个协议，凡是市内联考，我都有义务有责任把我的英语考试答案发短信传给他们。要知道，以我当今的英语水平，我的答案基本上是等同或高于标准答案的。作为回报，他们也会派人传数理化的答案给我。我们这一帮深夜流窜于滨江路的有为青年，是导致成都作业及考试标准答案流失的骨干份子之一。

于是在第三节课间中，我挺胸凸肚的迈出了书声琅琅的校园。校警朝我点了下头，他已经对我的早退见怪不怪了。但是我感觉不同，我这次是奉命逃学——不管是奉谁的命，在这一点上我不介意被人利用。我觉得，逃学其实是一件无比光荣的事，这证明了我们看破红尘。高考无用，全国八百万人民看不见四通八达的条条大道，非要你死我活的往一条小阴沟里挤，最后不是被挤死，就是被淹死，好不容易活过来的人嘴里也填满了泥，找不到说话的勇气，更没有跳出去的力气。

我又在外面晃荡了半天才漂泊回家里。我开门后发现爸妈的鞋居然在，大吃一惊，赶紧逃。但是已经晚了，客厅里传来老爸的声音：“青青吧……怎样，你逃学顺利吧，老师没说你什么？”

我一个箭步窜进去，瞪大眼睛望着我爸。我说：“不会吧，那短信是你发的？”

我爸一脸轻描淡写的表情，说：“是啊，你明天就要签证了，今天上那么久的学干什么？还不如回家好好准备准备。”那时我的视觉出现了急剧的变化。我看到我爸的脸上，散发着一圈神圣而伟大的光辉。

后来，当我躺在沙发上一边吃零食一边翻看最新一期的《音乐天堂》时，听见老爸在书房里打电话：“……是……是……真的不好意思，她这次痛得比较厉害，我们准备明天带她去医院检查……”

我的心里面像开了一朵向阳花。明天又不用上课，太他妈爽了。如果我签到证，岂不是不用高考，天天都不用上学了？这世上还有比不用高考更幸福快乐的事吗？答案是不可能有的。我一直想不通为什么农村里面有那么多小孩儿拼死拼活的要上学。他们可能不了解上学的实质。上学不是为了学知识，而是为了考试的。从小学毕业考试，到中考，到高考，逼得你生不如死。我们学校旁边有个监狱，于是闲聊时总有人开玩笑：“什么人比囚犯更可怜？”“是学生。”“什么东西比死刑更可怕？”“是高考。”以至于后来当某老师威胁我们说不好好读书就要把我们送到隔壁监狱去时，我们全班脸上绽放出幸福的笑容。我想，如果全国那些失学儿童一旦上了学，他们一定会领悟到这些人生的真谛，而纷纷投奔到我们逃学儿童的队伍中来的。

可是如果，如果，我没有签到证？那又会是怎样呢？

如果我签不到证，我爸妈说了不会让我再签。他们会要我复习高考，鞠躬尽瘁，考个北大清华什么的。

然后我的本科四年就多半要这么断送在泥沼汹涌的中国了。

想到这里，我的心就像掉进了无底深渊，冷得我一哆嗦。我张开眼，只见阳光耀眼，风尘在灰色的领事馆路上缱绻而起，发誓效忠“尘都”的这一江湖名号。这时我突然发现身后多了一万个人出来，而且还是规规矩矩排着队的，让我惊诧万分。我再一定神，发现排我前面的那十几个人突然变了身，变成了神采奕奕的一堆先生小姐。我还在苦苦思索这种变形记的来源时，被无数的噪音打断，只见几个穿皮夹克的男人手拿一摞单子在我们这一串人之间倏忽来回。

“小妹儿，今天没排到的话，到我们宾馆来歇嘛。加一百块，我们早上派人帮你占位子。”

“晚上找小姐不，上海江苏重庆的都有……哦，找错人了。”

我感觉我妈充满杀气的眼光在我周遭的360度反复扫射。

就在这时，人群里不知谁喊了一声“开始了”，黑压压的一片人头顿时复活了。大家纷纷骚动起来，一个一个伸长了脖子往大门张望。

当我明显感觉自己随着人流向前移动时，我突然想起一事，这让我的心猛然颤了一下，刹时有点手脚冰凉。

“爸，妈，等会儿你们真的不能陪我进去啊？”

“你这是讲什么废话？”

“靠，我不是未成年么？”我低声嘀咕着。

我的心无可奈何的怦怦直跳。我活了十七岁，还从来没有正儿八经的单独跟大人们打过交道。这当然是拜我妈所赐。我妈从我来月经那天起就开始为我有未婚先孕的这种可能性而感到惶惶不可终日。在她的教育下，我在十四岁以前一直相信所有女性性征的发育都是一种不齿却又无奈的错误。我跟我妈对待这种发育同时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比如说我十四岁那年，我的乳房已经成长得相当饱满，但是我还一直穿小背心而不是戴胸罩。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我跟我妈都是笛卡尔的忠实粉丝，我不思故波不在。但我的班主任是虔诚的唯物主义者，她说看到的就是真的，看不到的东西也就不存在，没有什么狡辩可言。她在某一天下课后把我拉到角落狠批了一顿，还唾沫横飞的说了很多我当时并不明白的话，其中包括诸多“骚货”和“勾引”这类新奇的字眼。后来我讲给我妈听时，她的脸红得像一颗烂掉的苹果。她转过身唰的抽出一条白色胸罩给我。我看着这一条背心不像背心，抹布不像抹布的东西，“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从那以后，我妈正式加入了祥林嫂的同盟会，每天絮絮叨叨絮絮叨叨的告诫我身体很珍贵，外面人多复杂不要跟陌生人讲话。我不过心情好时觉得自己有做美女的潜质而已，我妈却一直以为我已经是倾国倾城的货，从八岁到八十岁男性都会对我图谋不轨。我记得十五岁的时候，有一次我一个人把家里租的VCD拿去还了，老板顺带推荐了一些新片给我，我挑了两张拿回家。当时，我觉得我妈精神都要崩溃了。

“你要我给你说多少遍？不要一个人在街上到处走！一个女孩子家，什么都不懂！你要是被人骗了怎么办？你这辈子就完啦！！”

我从来不知道租借两片VCD原来是关系终身大事的人生抉择。那天晚上我跪了一个小时的地板。从那以后，不论买东西还是出去吃饭，我爸或我妈都一定会在身旁紧跟着。他们还喜欢时不时的在我放学时跑到学校来接我，这让我在那些耍屌的同学面前丢尽了面子。不仅如此，他们还不给我什么零花钱。我觉得如果不是学校经常以这样那样的名义搜刮民财，我恐怕连人民币换版了都不会知道。

我越来越不爽，越来越引以为耻，越来越恼羞成怒。到最后我一看见爸妈的身影就躲，我缩在小巷子里看他们拘偻的身影在校门口一等就是一个多小时。一直到他们走了以后我才慢吞吞的骑车回家。在家里，我往往不等他们问上我半句话就把房间门砰的关上谁也不理。我开始学会了抽烟，学会了男朋友这个概念。当我跟一个又一个的男朋友坐在漏雨的车棚里吞云吐雾时，我看见从前心目中那些很屌的同学此时见到我都无比惊恐的转身而逃。我那时瞬间明白了，原来我，才是学校里最屌的人。我心里得意极了，可是我努力不让自己表现出来。我一般只是眼睛斜瞥翘个二郎腿，嘴巴里吐一口烟，然后说一个字：“操！”

当我比较平静的时候，我喜欢大清早的跑去学校撬教室的锁。我觉得撬锁这种行为艺术充分体现了对强权的蔑视和对自由的追求。我对撬锁的天赋极高，学校每隔三个月就要轮流给全部教室换一次锁，又一直找不到凶手。但是有一次我在撬完我们年级三班的后门时，我突然发现黑漆漆的教室里面坐了一个人。我当时魂都吓飞了。

“~~~喂~~~同学……？”我气若游丝的询问。

那个人僵硬的慢慢转过身来，黑暗中看不清他的面容和身体细节，只听见他沙哑的声音一字一句说到：

“我等你很久了……”

我浑身上下顿时被冷汗打湿。

这时他又缓慢的，一字一句的说：

“你总是这么早来学校，不知道有没有吃早餐。我刚刚给你买了一个蛋糕，你要不要吃？”

我惊疑不定了半晌。最后当我确定这个男生多半是人不是鬼时，我火爆的吼了声——

“你给我出来！”

男生苍白的脸庞在破晓中慢慢浮现出来。我狠狠的盯着他，最后我说：“你不是三班的郑晓亮么？”

“嗯，”他似乎有点茫然失措的答到。

我一把抢过他手上的蛋糕，他的眼中闪过一丝欣喜。我随即“啪”的一下把整个蛋糕砸到他的脸上，说：“你再敢这么吓我，老子找人揍死你！”

作为学校里面不知何时开始流传的“校花”之一，我自诩生经百战，各种各样的示爱都能处理掉，但是对于郑晓亮我却是颇为无奈的。后来我每次大清早跑到学校撬锁的时候，都会在某个旮旯儿发现他狗熊般魁梧的躯体，提着一盒蛋糕一语不发的望着我，把老子撬锁这种又有意义又有前途的兴趣爱好搞得索然无味。所以后来我就再也不撬锁了。当学校领导发现很久都不需要给教室换锁时高兴极了，他们把这件犯罪活动的终结归功于新招的校门保安，据说给他们提了一大笔奖金。那阵子保安很快乐，全校人民都很快乐。

我以为我彻底摆脱了郑晓亮的纠缠，日子能够终究停留在“陈青青，我喜欢你，我好喜欢好喜欢你”这种简单无聊里。谁知某一天清晨我跨着自行车骑出家门时，愕然发现郑晓亮一米八的狗熊身躯矗立在门外。我恼怒的瞪了他一眼撒腿就走，他一声不响的跟上来，往我的车篓篓里丢了一封信，然后就消失了。

那天上午第三节课，据说物理老师噼里啪啦的在骂我，所以我就被吵醒了。然后我终于想起了这一封信，信是在一张薄薄的作业本纸上写的，如下：

“陈青青：

你好。

我知道你不愿意见到我，正如我也不愿见到自己的懦弱与无助。与你同学五年，甚至从未有勇气走近你，亲口告诉你我的名字。在这样一个条款繁多的社会中长大，每一个自我的释放似乎都是对社会不可原谅的亵渎。我们被面子征服，被人言淹没。我们活得如此谨慎，却往往忘了谨慎的初衷，是因为我们有追求。千百年来无为与中庸的智者们，奠定了中华民族的驯服与胆怯。我们总是计较着这样那样的失败后果，而忘了如果没有不问前程后路的第一步，又怎么会有任何的后果。十七年来我第一次悲叹自己作为男子汉的不合格。如果我是男子汉，怎么会徒有一米八的个儿，却连当着你的面说爱你的勇气都没有？

虽然这五年来只跟你有过寥寥数语（也许你已经忘了），但是我真的在你身上学到很多。坚持自我的代价是巨大的。我无法忘记你不羁的笑容中流过的悲伤，那让我心碎，却又不愿意你随波逐流的最后被世俗麻木。我不知道要怎样做才能让你更加快乐。但现在，我只希望你能允许我，恋人也好，朋友也好，让我陪着你一起孤独。

PS：送你一首歌，Metallica的《Unforgiven》。爱上你以后，我也爱上了这首歌。

祝，

万事如意

郑晓亮

1999年10月5日“

我读了一遍。我又读了一遍。

我告诉自己要镇定，所以我镇定了三秒钟。后来我觉得力所能及的自制力也就到此为止，就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物理老师眨巴着无神的小眼睛，用卖菜的嗓音问：“你现在有什么问题？”

我漠然的看了她一眼，打开后门，走了出去。

我走到三班的教室后门，里面传来琅琅读书声。在二分之一秒的时间里我感觉些许的遗憾，十七八岁的高中生了，受教育的方式还跟幼儿园没什么差别。我的手放在后门上，这个时候我又提醒自己深思熟虑了三秒钟，未果。于是，我轻轻把门推了开。

坐在后排看小说的同学们明显被我的举动吓得屁滚尿流，连带引起一片不小的骚动。当同学们终于意识到站在他们班后门的是老子陈青青而不是教导主任时，纷纷给我投来愤怒而激动的眼光。

他们班的任课老师还在兴高采烈的大抄板书，我对离我就近的几个同学轻轻吐出三个字——

“郑晓亮。”

“郑晓亮！”“郑晓亮！”这三个字就像旱地里久违的甘雨一样在瞬间被无聊成灾的同学们一个一个争相传颂。坐在第二排的郑晓亮猛地转过身来，当他看到我时，一张脸刹时涨得通红。

他摇摇晃晃的站起来，二话不说的朝我跑过来。可惜他对于方向的拿捏一时不是很精确，只听“哗啦啦”的一连串巨响，被他经过的七八张桌子全部被撞歪，受害人数不计。

我很及时的缩在墙后，只听见教室里任课老师的怒吼：“郑晓亮，你要到哪里去？！”

在全班的起哄中，郑晓亮满头大汗的出现在我眼前。

“快跑！”我说。

***

坐在操场正前方的红旗脚下，我幸灾乐祸的看着郑晓亮，他的眼光正直勾勾的盯着距离我们五米远的一滩积水。

“那摊水好看还是我好看啊？”我故意逗他。

他就像是被人打了一棍似的跳起来，拼命摇着双臂：“你好看，你好看！”

他小心翼翼的对上了我的眼睛，又面红耳赤的转过了头：“我给你写那封信因为我住你们家后面，我经常看见你在屋顶上，我无法原谅，噢不，是Metallica的那首歌，我，我明天带给你……”

“你在说什么啊？”我试图消化了一下他说的话，还是决定放弃：“对了，Metallica的《Unforgiven》，我就正想跟你说，这首歌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个学校里面居然还有别的人听这样的歌！”

“嘿嘿”

“真是红尘知己，相逢恨晚。”

“嘿嘿”

“之前多有失敬之处，小女子给你赔不是了。”

“嘿嘿”

“你别嘿嘿了，我的台词也背完了。说说看，你平时还喜欢听谁的歌？”

“我也是最近才开始听比较多这些摇滚另类的歌的，比如Pink Floyd啊，Oasis啊，Radiohead和Portishead，我昨天还淘了一盘卡口带，是一个叫Green Day的朋克乐队的，很不错，推荐给你听听。哦，另外，我还喜欢听Tori Amos……”

“Tori Amos，不是真的吧，这个被强奸了的美女可是我的最爱。人家多牛逼啊，写的歌词没几个人能读懂。”

说罢我立身朝西一抱拳。郑晓亮见状，也忙不迭的学我报了一个拳。

当郑晓亮把他新淘的那一盘Green Day的《Nimrod》专辑上缴给我时，我们肩并肩的同行在清晨上学的路上。我迫不及待的取出磁带里面的歌词册，一字一句的大声念：

“又是一个转折点，面临路上的三岔口
时间抓着你的手腕，已经帮你选择了不归路
所以尽力而为的去做，不要追问为什么
这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堂成长的课……“

郑晓亮的身边似乎有数不清的打口带，让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就跟社会主义似的。于是我就再也不骑着自行车大街小巷的乱窜。我终于意识到像我以前的那种策略是完全没有效率的。我以前总是汗流浃背的冲进目光所及的每一家音像店，冲着老板就吼一声——你们有没有XX的磁带？！然后在他们大眼瞪小眼的震惊中转身就走。偶尔也会遇上反应比较快的，这个时候就会发生对吼，然后路人就会兴高采烈的聚集起来，直到把我包围到只有逃之夭夭的地步。但是，不管是任何一种后果，我都往往是空有一张单子越开越长，却是一盘磁带都找不到。我总是问郑晓亮他从哪儿搞来的打口带，他却总是闭口不言。

另外，郑晓亮买《音乐天堂》的速度也是跟我齐头并进的。《音乐天堂》作为二十世纪末中国大陆唯一广为发行的另类有声音乐杂志，俨然就是我的生命源头。我每次瞻仰《音乐天堂》凌厉鲜明的硬纸封面时，就像瞻仰情人，又像瞻仰儿子，又像瞻仰我妈。我亲眼目睹了《音乐天堂》自创刊以来从欧美流行音乐的小本黑白杂志变成了欧美另类摇滚音乐的大本彩色杂志， 也就是说我亲眼目睹了学校里面从集体借一本《音乐天堂》到个别人士收藏全部《音乐天堂》的实质性飞跃。这个飞跃的过程我和郑晓亮功不可没。我们每一天都会在学校门口的音像店转一下，看有没有新一期的《音乐天堂》上架。于是我和郑晓亮的竞争，就变成了谁比谁早十分钟拿到《音乐天堂》的问题。对于这个位于四面都被拆迁了或正在被拆迁的民房个体户来说，我觉得我和郑晓亮的出现给了老板无比精神上的支持，以至于他硬是和政府对抗了两三年，一直百折不挠。

彼岸的月亮 | 第二章

我们学校门口是一条鸡肠般的小道，路的左右两排古老的砖瓦危房。每个危房的一楼都开着黑漆漆的铺子，做着这样那样的小本生意，其中生意比较兴隆的包括餐馆，文具店，杂货铺，和成人录像馆。在这条路上行走的一般都是永远处于散步状态的成都居民，和骑着自行车永远睡眠不足的莘莘学子。基本上没有机动车道。如果两个汽车面对面的开来，群众们就会热情的拨打“119”，请威严的警察叔叔们来疏散交通，排解纠纷，或者收尸。在生意比较清淡的上午，下午，和晚上，我每次逃学的时候都走出来看过，那是遍街的麻将桌子，密密麻麻，井然有序的把整条街填满。

谢天说：“全国上下一片麻。”

我说：“我们有参与祖国建设的责任和义务。”

于是我们花了一节课的时间制作了精美的麻将纸片，以便于我们就算被困在学校里，也能与全国的劳动人民融合在一起。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矣。

晚自习前，我们有五十分钟的时候解决各自的生理需要。大多数同学选择吃饭。在缺乏酒友和烟友的情况下，我偶尔也会去路边的那些小餐馆吃饭。有一次，在我们刚刚讲解完“一碗阳春面”这篇理论上应该很感人的文章后，我和谢天同时感觉有点儿饿。

我问谢天：“去哪儿吃饭？”

谢天说：“一碗阳春面。”

我说：“去哪儿找一碗阳春面？”

谢天说：“一碗阳春面。”

我说：“你他妈读书读傻啦！阳春面不是北方的东西么你在这儿上哪儿找去？他妈的这面的名字就起得这么贱！”

谢天指指我头顶。我抬头看见一幅崭新的蓝布招牌，在风中轻盈的飘荡。招牌上用黄线绣着五个大字：“一碗阳春面”。

我们自个儿在馆子里找了个位置坐下。

“老板！来一碗阳春面！”

老板眉开眼笑的走出来，看见我们俩人，乐呵呵的连声答应：“好！好！一人一碗阳春面。”

“你耳朵不好使么？我说的是一碗阳春面，就一碗！”我有些生气的纠正他。

“你们两个人吃一碗？”老板失望之情现于言表。

“我靠！阳春面从古到今不就是‘一碗阳春面’最有名么！你听过有谁写‘两碗阳春面’，‘三碗阳春面’的吗？”

“没有。”谢天接口说。

老板有些忧伤的看了一眼自己的招牌，默默的回了厨房。

“你出国的事情办得怎样啊？”我问，并用无名指轻弹了一下谢天帮我点烟的手，江湖礼节。

“老样子，中介还在办嘛。前阵子说学校联系好了，是德克萨斯州的一个语言学校，一年而已，读完了考过托福就可以直接升大学。你呢？你托福成绩拿到了吗？ ”

“上个礼拜拿到的，六百零三分！”

“强人！改天咱去喝一杯庆祝。”

我得意的笑笑。

“那你是不是都可以申请常春藤名校什么的了？”

“没有，”我顿时觉得有些沮丧，“除了考托福免费送分的那三个学校，我没有再申请其他学校了。一个学校的申请费就要将近人民币一千块钱，相当于我爸半个月的工资，我给不起。”

正在这时，门口一声清亮的声音传了过来——

“谁是陈青青？”

我和谢天同时转过头去，只见馆子门口停了一辆摩托车，车上坐了一个穿着破烂牛仔裤，头戴全盔的男生。说话的是后坐一个衣着异常时髦的古惑妹。她已经走下车来，脸上涂着淡妆，左耳骨上一排小耳环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馆子里面的其他学生纷纷耳语起来，有的甚至加快了吃饭的速度。

我站起身来，不惊不诧的走上前。我心里面已经算计好，如果有谁敢在这个地盘对我动手，只要谢天帮我打个电话，不出十分钟他们死无葬身之地。

“干吗？”我说。

古惑妹兴趣盎然的盯着我看了半晌， 然后说：“你就是吴世鹏的女朋友？”

我觉得这个古惑妹实在很漂亮，于是我很不爽的朝她吐了一口烟，说：“怎样，你不爽？”

吴世鹏是这附近一所垃圾学校的公认“校霸”，自从在一家旱冰场认识我以后，跟我谈恋爱已有八个月之久。由于他在周边地区的小混混群体中隐然有领袖的作风，我也就当之无愧的在他人缘比较好的几条街上号令江湖，莫敢不从。我明白，我能够混到今天这么拽的地步，除了我本人的刻苦努力外，绝对跟追随我的一堆“市三好”和“省三好”们关系不大。

古惑妹说：“吴世鹏太没品味了，你这么土的人他也看得上。你还是跟你们学校的其他人一样，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吧。吴世鹏么，就让给我算了。”

我心头一阵火大，但还是努力压抑住自己，用尽量平静的语气说：“小朋友要注意。乱说话有危险。”

古惑妹没有理我，她咯咯一笑坐回摩托车的后座上，亲热的揽着摩托男的腰，说：“你以为你是谁？我只是来看看你到底长什么样子。吴世鹏么，嘻嘻，他已经跟我那个，好了。”说罢她掀起摩托男的头盔，“对吧，鹏哥？”

我无法置信的看着吴世鹏的面容真的在头盔后面出现，脑中一片空白，心里一阵强烈酸痛。

他没有看我一眼，只是一脸不耐烦的抢过古惑妹手里的头盔，说：“行了吧，别闹了。”说着重新带上头盔，一踩油门，摩托车轰隆隆的复又向前行驰。

我条件反射似的冲上前去。哗啦——

一抹鲜血从我的眼前划过，暂停了我的心跳和这三秒钟的结束。在这三秒钟，我的佛山无影脚狠狠的落在了摩托男的身上；在这三秒钟，摩托车随着驾驶员的失衡而壮烈的往地上侧翻；在这三秒钟，摩托车上伸出一只爪子扯住了老子的裤子；在这三秒钟，老子被凌空摔起的过程中看见了一个颠倒的世界和一个张大嘴巴的颠倒的谢天；在这三秒钟，一只大手勾住了我的腰，我硬梆梆的落在了一个软绵绵的人体上。“哎哟”，我听到我的垫子发出这么一声声响。然后一只手掌从我的后面伸到眼前，全是血。

我一时回不过神来，就这么躺在我的垫子上，天很蓝，云很白，就像大海里的小绵羊。终于我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一翻身爬了起来。郑晓亮仰天躺在地上，一只手摸着自己后脑勺，另一只手沾满鲜血悬在半空。有人碰了碰我的手臂，我才看见周围已经扑过来一大群的苍蝇，为首的那个带着黑边眼镜，长相还颇为面熟。他们指手划脚的跟我说着什么，我都听不见。我跪下来扶起郑晓亮的头，一股温热的液体流到我的手臂。郑晓亮一脸关切的看着我，他的嘴唇也在动，可是我听不见他在说什么。两滴豆大的泪水从我的脸上落到他的脸上，就像是他自己的泪痕。我的心才开始透彻的痛。八个月的感情，吴世鹏他怎么能这样的背叛我？这是我谈得最久的一次恋爱，他难道不明白我为他付出了多少？我幽幽的看着郑晓亮豆子般的小眼睛，里面燃烧的真诚让我感到一丝一丝的温暖。是谁不离不弃的陪着我？谁是我的幸福？别人都说，女人的选择不应该是爱，而是被爱。也许是对的吧，爱一个人让我笑，被爱至少不会让我哭。再美丽的女子，也会累的。

我低头看着郑晓亮憨厚的脸庞，用手指轻轻抹去他脸上的泪珠，温柔的说：“别哭。”

郑晓亮说：“那不是我的……”

我没等他说完，就朝他的嘴唇靠了过去。他的呼吸异常的急促了一下子，湿润的嘴唇一动也不敢动。

我笑着抬起头来，问：“这是你的初吻吗？”

郑晓亮满头大汗的点了点头。

我觉得我又污辱了一个无辜的儿童，不禁恻隐之心渐起。我规规矩矩的放开他，缓慢而严肃的站起身来。我还学电视里面那些动作明星一样，狠狠的拿手背往嘴边抹了一把，可惜只有口水，没有血。我走到此刻刚刚爬起来的吴世鹏和那个古惑妹面前，问：“刚刚哪个王八拉了我一把？”

古惑妹拍了拍泥沙满身的衣服，恶狠狠的拿一根手指头戳我的胸，说：“我爸是公安局局长，你死定了。”

自古警匪是一家，我们学校所有小混混的升学目标都是考警校。所以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我爸是黑社会老大，你死定了。”

此时人越围越多，我觉得压力有点儿大。所以虽然我的人生原则是不惹官僚，我还是硬着头皮的回了一句：“我干妹的表姐是三陪，你爸死定了。”

古惑妹冷冷的向我逼近，一根食指像筷子一样戳得我胸口发疼。她说：“你再说一次？”

我说：“你爸为人民服务嘛。说不定人家熟门熟路，见个面还可以打五折起。”

古惑妹的眼睛里突然涌上两泡泪花，她一声不吭，扑上来就掐我的脖子。

郑晓亮和谢天同时跑过来拆解我跟古惑妹的两双利爪。郑晓亮迟疑了一下，转向古惑妹，说：“微微妹妹，算了吧，你们不要打了。”

我们三个人同时惊得停住手，谢天的手还兀自抓着我胳膊。我目不转睛的一会儿看看郑晓亮，一会儿看看古惑妹。只见古惑妹的脸一阵红一阵白，她张大嘴巴，半晌，才吐出几个字：“小……小亮哥哥？”

郑晓亮窘得满脸通红，他结结巴巴的对我说：“她，她家跟我，我，我家的关系不错。其实，那个，那个，我给你的那些磁带，就是，就是她爸托关系帮我找来的……好久，好久没有见到你了，你怎么都，都没有回家？”最后一句话，他是对着古惑妹说的。

古惑妹的两行眼泪刷的流了下来。她“哼”了一声，什么都没说。

这时不远处似乎有人在喊：“坦克来了，快跑——”我们没有注意，周围人群却散了一大半。突然，我们几个仿佛同时意识到什么问题而跳了起来。我转头，发现老蒋就跟一个冬瓜一样，居然这么快就从地上长了出来。

老蒋冷笑道：“陈青青，你好呢！”

我随口用英文课本的话敷衍：“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脑袋一片空白。

现在摆在老蒋面前的状况是这样的：一台摩托车倒在地上，两个灰尘仆仆的外校少年，一个满头鲜血的三班学生，两个拉拉扯扯的本班干部。

老蒋阴沉沉的走向吴世鹏和古惑妹，问：“你们是哪个学校的？来这儿做什么？”

郑晓亮担心的朝我看了一眼，急忙接口到：“他们是来找我的！”

老蒋嘴边闪过一丝不怀好意的笑容，她说：“嗯，这我看得出来。” 顿了顿，她又说：“不过你的事情，自然要由你的班主任负责。” 她的脸上挂着一丝阴险的笑，传闻老蒋跟郑晓亮的班主任因为争房子的事情一直不和。她随即转向我和谢天，目光落在谢天还依然抓着我胳膊的双手上。谢天一惊，赶紧撒手。

老蒋没有再多说什么，只是挥了挥手：“你们三个，跟我回教导处。”

当我们灰溜溜的跟着老蒋离开的时候，“一碗阳春面”的老板杀猪似的叫唤起来：“你们两个，还欠我一碗面钱哪！”

我欲哭无泪的朝老板比了个中指，而谢天移行换步的闪到老板面前付了帐。当老蒋一脸关注的看着我跟谢天合吃的那一碗阳春面时，我突然感觉到一个异常荒唐的想法。不是真的吧，我一下精神抖擞，觉得今天这一天有趣至极。

老蒋把我和谢天拉到办公室里，一脸神秘的关上门，说：“我观察你们两个很久了……”

***

我问谢天：“情人，你要不要抄我的检讨书？”

谢天还兀自把头埋在胳膊里，捂着肚子无声狂笑。

我咳了一声，抑扬顿挫的念起我的检讨书：

“尊敬的蒋老师：

通过你今天对我和谢天的亲切教导，我终于知道自己在过去几年经历了怎样的生理成长和心理发展，并真诚为此向你，向班级，向学校，向所有跟我说过话的人表示沉痛道歉。可能是因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一直不知道，原来我跟谢天之间的频繁接触，就是传说中的青春期萌芽。你的一番点拨，让我如梦初醒。原来一切问题的根源，都在于我是个女的，谢天是个男的。女性和男性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这一直是我苦苦思索而不得其解的神秘谜团啊。于是，我最近产生了对异性的好奇。其具体表现，就是我对谢天的朦胧好感与冲动。

我相信你对我们传授的真理将会是永远正确的：处于青春期年龄的少男少女们，是不可能产生爱情的。真正的爱情，一般都发生在大学后期和参加工作后。因此，我要努力鄙视自己的心理冲动，坚决杜绝早恋这种毒害世人的不良举动。并且，我会积极协助班主任的工作，对同学之间其他的早恋现象进行严防打击，让我们这些祖国的花朵，能够在社会主义的阳光下健康成长。

此致敬礼

陈青青

1999年12月痛悔涕零”

老蒋看完这封检讨书以后，就把我爸妈找来了。那天一同出席训导会的，还有谢天他爸妈，和郑晓亮他爸妈。

郑晓亮的爸爸说：“现在是高三的关键时刻，你还尽给我添乱子！居然跟校外的不良少年打起架来了，老师，你好好的教训他！”

郑晓亮的妈妈斜瞥了我跟谢天一眼，说：“小亮，你爸爸正在评副市长的职称，你可要自重身份，不要跟不三不四的人来往。”

谢天的爸爸在会上没有发言，后来他把谢天拉到一边说：“儿子，你眼光不错。但是你要注意，那个，那个安全问题。”

谢天的妈妈在会上没有发言，后来她把我拉到一边说：“青青，咱家谢天老是夸你英语好，高三还没毕业就把托福考过了。有空可不可以多教教谢天？”

我的爸爸妈妈在会上没有发言。他们羞愧到了极点。我爸当着所有人的面，狠狠的扇了我一巴掌。

我觉得很没面子，而且特冤，但是我们三个人没有任何人有澄清事实的意思。我知道，一旦把人物关系纠正过来，那将是我陈青青大大的麻烦。谢天和郑晓亮很够哥们儿，我想，今后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我把我新概念的参考书一股脑的搬到了谢天他家，其中包括词汇资料五本和将近半米高的习题册子。谢天抬头发现眼前多了这么一大堆参考书时，黑边眼镜从鼻梁上跌下来一半。我刻不容缓的说：“每天背新单词77个，温习前几天的旧单词，做听力练习两套，阅读练习一套，全真试题一套，附加作文一篇。”

谢天脸色刷白的看了我一眼。

我随手拿过一本《词汇精选》，哗啦啦的翻给他看：“你看到这些纸没有？这不是泡过水后晾干的书。这一本书，是被我的眼泪反复打湿透的。我每天背单词背到凌晨三点，有的时候背到把门锁起来，用枕头捂住嘴巴发狂的痛哭和嚎叫。”

我继续说：“我们从初一开始学英语，学到高三毕业，大概只能学到两千个单词。而托福需要的词汇量，大概是八千到一万二。用一年的时间进展到这个地步，你知不知道需要怎么办？”

谢天摇头，我随意抽出一本新东方的书翻到背面，上面有血红的颜色写着四个大字——“超越极限”。

我说：“就这四个字。当你学到咽口水都翻一股血腥味时，你就到那个境界了。我每天偷偷摸摸的躲在楼梯间坐这些题，老蒋以为我搞失踪，还把我爸妈找来骂了一顿。他妈的高三的作业太多了，抄答案都要抄到凌晨十二点。你说，我上课不睡觉还有什么出路？不过我就算睡觉也是很敬业的，你看，这是我的枕头。”

我抽出一本蓝色软皮包装的厚书，在谢天的面前晃了晃，“英汉字典，老子背了三遍了。”

谢天沉思许久，最后坚毅的抬起头，说：“我们不要讨论学习了，这太破坏我们的形象了。你说，那个古惑妹跟郑晓亮到底是什么关系？”

彼岸的月亮 | 第三章

我小心翼翼的迈上领事馆的台阶，仿佛脚下踩的不是水泥，而是黄金。世界梦工厂的大门，居然就是这么一个灰扑扑的毫不起眼的房子，我觉得有些失望。在我的心目中，它应该是与社会主义有显著的区别的。因为，我走了这么多年，才终于走到了这里。

我跟着大人们拐进领事馆侧面的一个小房间，向旁边的一个小窗子递过自己的护照，录取通知书，和缴费收据。然后，我跟着大人们在房子中间找了个位子坐下来。房间的尽头是三个全封闭的玻璃窗口，玻璃窗前连着一个窄窄的台子，台子的左边摆了个不知名的黑东西，中间是耗子洞。玻璃窗后还没有人。我看了看表，九点。

随着人越来越多的涌入，这个房间感觉越来越浓的凝重。每个人都似乎失去了说话的力气，只是不安的注视着那三个空白的玻璃窗。房间一边的墙上挂着几份当日的英文报纸，旁边是两幅油画。有一幅油画是白宫，另外一幅是几个维多利亚式的矮房子。我看了半晌，没看出什么名堂。

我右边坐了个三四十岁的老太婆，她身上可能抹了十八层的脂粉香水，熏得我两眼发黑，头晕目眩。老太婆的右边是一个梳马尾辫的女孩，从她的穿着和发育程度上来讲，我估计她是大学生。大学生满怀厌恶的看了老太婆一眼，以充满自信和骄傲的姿态一甩头，马尾辫扫到老太婆的脸上，使她隆重的打了个大喷嚏。她们后面坐着一个西装笔挺的小屁孩，看样子不过十三四岁。他很别扭的拨弄了一下领带，又笔挺的坐正。当我的眼神与他接触时，他向我投来一种绝望的目光。

等了半个世纪，玻璃窗后面终于来人了。两个阳光灿烂的白人帅哥，一个亚洲女子。亚洲女子脸色阴阴的，一头黑色直发，让人联想到前阵子日本恐怖片《午夜凶铃》里面的贞子。

在三十分钟以后贞子已经被坊间传言为江湖上残留的最后一个杀手。话说雍正年间，朝廷暴政，内务府设立了特务机构“粘杆处”，并派出大批江湖好手持血滴子走访民间，专门残杀不建立和谐社会，向往民主自由的一小撮芸芸众生。在粘杆处的这些狗腿子中间，最有名的是一个嗜血成性的老处女，江湖上人称“贞子”。贞子杀人如麻，行踪不定，人们经常用她的名字来吓唬小孩子。据说见到贞子的人，基本上三招内必死。贞子杀人缺乏原则性，即便是对帅哥美女和官绅富商这种社会优先阶级，也统统不留生路，以至于有时一不小心会遭人民爱戴。但贞子不关心自己的形象，她只需要杀人，杀人。 你越是想避开她，你就越是容易撞上她。你掉头就跑，但是她会叫你的名字——“陈青青”。然后你转过身来，她向你逼近，冷冷的双眼如一把利剑穿心。她掏出一瓶雪碧，咂吧咂吧半晌，然后说：“按个手印。”

我迷惘的朝四周张望了一下，最后眼光落在台子左边的那个未名黑色仪器上。我的心怦怦直跳，时间在我的脑海里发出滴答滴答的巨响，我甚至觉得面前的玻璃窗已经被我的呼吸呵出了一片白雾。

我觉得自己呆滞的每一秒钟都是在向贞子证明自己的蠢笨无用。于是我忙不迭的抬起左手食指，在那个黑色仪器上按了一下。

“重新按一次。”贞子皱了皱眉，似乎电脑没捕捉到指纹。

我又按了一次。

“再来。”

我又按了一次。

“再来。”

我开始严重怀疑自己究竟是不是一个活人。我记得每年学校体检的时候，医生也老是把不着我的脉。最后医生觉得虽然救死扶伤的职责貌似无限，但她们的薪水却是有限的。于是她们总是潦草的在我的体检报告书上签一个“脉搏正常”，然后就挥挥手打发我走。我还记得不久前好莱坞出了一个片子叫做《第六感》，黑泽明也导演过一个《梦》，它们都提到了一个很装逼的哲学问题：死人，知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活人，要怎样才知道自己还活着？

我很有可能生死未卜，我刹时有点悲凉。但这不应该成为贞子拒签我的理由。要知道，死人跟活人一样，是完全具备渴望的能力的。

我渴望去美国，这一点生死不渝。

我坚定的抬起头来，再使劲把眼睛瞪成斗鸡眼状。那时我突然想起樱木花道的名言，套用一下就是——我要用眼神战胜一切困难！我胸脯高耸，血液沸腾，只见星条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我扯过一张面纸，把那个黑色仪器的表面反复抹擦了好几遍。然后，我再次把食指狠狠的按了下去。

“好啦！”连贞子都掩饰不住欣喜之情。

她翻了翻我的银行存款证明，上面的钱，都是我爸妈几个月前东拼西凑借来的。数目很庞大，贞子很满意。

“你为什么要到美国留学？”

我心里一阵狂喜，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倒背如流。我栩栩如生的给贞子描绘我出国的前景未来以及作为“曲线救国”的必要性。我感觉自己又回到了聚光灯下的演讲台，我紧张但是我陶醉，我喜欢万众瞩目。我不知为什么突然很想校长和老蒋来看我面对贞子的这场演出，我得全市一等奖的那次演讲比赛，都没有讲得这么动情过。

但是贞子很快的打断了我。她从我的陶醉中看不到真诚。

“如果今天我给你拒签，你要怎么办？”

我一愣，心头猛的一沉。

但是，但是，在学校里面隔三差五被老师抓去问话的这个宝贵经历毕竟不是盖的。我几乎是在雷光电闪间就恢复了正常的心跳，外加厚脸皮一层。我对贞子展开一个向日葵般的假笑，我在冒火前总是要绽放一个假笑，这是我的风格。我说：

“我会再接再励，永不放弃。你们给不给我签是你们的决定，但是，奋斗是我对自己的责任。”

贞子的眼白朝我注视良久。那一刻我既听不到自己的心跳，也闻不到她的呼吸。最终，贞子低下头，用低若蚊吟的声音吐出八个字——

“明天下午来取签证。”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说真的，在那二分之一秒的时间内我脑中一片空白。然后我才大喜若狂的跳了起来。我对贞子狂吼了一声：“谢谢！”我从来没这么真诚的对人说“谢谢”过。我的喜悦翻天覆地的漫过我的身子，我只想跳起来大吼大叫。我用脑中唯一残留的一丁点理智告诉自己要马上跑，不然我就要被警察抓起来了。就在那一刻我眼中的世界全部改变了。在我狂奔出美领馆前，我甚至看到贞子在温暖的微笑。

***

“我不用高考了。我不用高考了。我不用高考了。”

我发了一场幸福的烧。据说我睡觉的时候梦话连篇，能够听清楚就是这么几个字。成堆的作业搁在角落里，我连答案都懒得剪下来贴上。既然都不用高考了，学习陡然失去了它的全部意义。

我胳膊下夹着体温计就跑到客厅里，生活突然浮现出了它的真面目：我喂鱼，玩狗，看电视，成天成天的享受青春年少而快乐无限。我爸妈一语不发的坐在沙发上。自从我拿到签证后，他们就不可理喻的严肃。在我又顺利的跟狗抢食成功后，我妈开口了：

“青青，你过来，我们跟你谈一下。”

我打开一袋巧克力，又在沙发上跳了两三下才坐下来。因为发烧我全身汗渍渍的，我联想我的样子应该是双颊红晕，娇羞无限。我突然想如果郑晓亮看到我这个样子多半会呆掉，然后我就咯咯的笑出声来。

我妈说，首先，她要代表全家全中央为我的签证成功表示祝贺和慰问。

但是，前途是险阻的，困难是多重的。我们不能因为眼前的胜利而对未来掉以轻心。

我觉得这话越听越不顺耳，就停止了吃巧克力。

我妈说，当初他们不反对我申请出国，主要是不忍心打击我。但是我活得这么膨胀，迟早是要被打击的。以前他们想装好人，想借美领馆的手来打击我。结果美领馆居然放我过了，他们就意识到别人是靠不住的，还是只有他们自己亲手来打击我。你看，在美国读四年本科，一年要花费十多万。不是家里面不愿意出钱，实在是砸锅卖铁也拿不出这么多钱。所以说，你还是乖乖接受打击回归现实罢。

我还没有想好怎么样回话，泪水就已经不听话的涌上来。

我不知道说什么，我爸妈把家里面的所有存折翻出来一张一张的给我看。他们最后把房契拿出来，说我真的决心要去，他们只有卖房子了。

我觉得天旋地转，连哭都没法哭了。我站起来，头也不回的冲出了家门。

***

郑晓亮一脸错愕的跑到电话亭，我抱住他就开始嚎啕大哭。我从来不知道，原来世上还有比失恋痛苦一万倍的感觉。

“我想不通！我想不通！不是有志者事竟成吗？不是努力了就有回报吗？你知不知道我这辈子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去美国？！你知不知道我为了这个理想付出了多少的心血和多少的希望？！我能做的我都做了，我考过了托福，我拿到了录取通知书，我甚至拿到了美国签证！为什么，为什么，我还是不能去美国？！”

我哭得声嘶力竭，引来围观者无数，他们叽叽喳喳的对我的过去未来以及人品相貌进行了详细的评论和阐述。我的嗓子哑了，眼前也开始慢慢发黑。我想，如果我死了就好了。我死了，大概就不会这么伤心了。

醒来的时候我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看摆设应该是旅馆。我默然的坐起身来，墙壁上的大幅镜子照出我的脸，蓬头散发，眼睛肿得像两个包子。

郑晓亮从洗手间里出来，看见我醒了，急忙跑过来握住我的手。他说我突然昏倒了，只有把我扛到旅馆来，并指天为誓还没有来得及碰我半根毫毛。

我很惨淡的给他挤出半个笑容，我说你要碰我也无所谓，反正我现在已经心灰意懒我就是一个摔破的砂罐我的将来毫无价值所以我还不如从现在就开始一无是处。

郑晓亮说他要批评我的这种消极态度，但是他首先要批评我连出国这种事情都不跟他讲，让他刚才层出不穷的震惊了好一会儿。不能出国又不是世界末日，他说，美国到底有什么东西中国没有？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无聊，几乎让我不屑于回答。我说比如民主，比如自由，比如公平竞争。如果说中国对我是一个肮脏苦闷的现实世界，美国就是我所有理想的化身。我热爱它的一切，对它的渴望在我全身的每一寸肌肤蔓延，我的每一滴血液都为它而流。

但是热爱又怎样呢？热爱不等于能拥有。我终于懂了，机会往往比实力更重要。请你恭喜我在迈向成熟的路上更上一层楼。

郑晓亮被我突发起来的深沉吓傻了。他说，到底怎么回事？

我说，钱。

他说，哦。

在一个世纪的沉默以后，郑晓亮长叹一口气。然后他说：“其实你可以到了美国再去申请奖学金的啊。我知道的好几个人都这么做。”

我的心脏仿佛被人打了一针清凉剂，我像兔子一样的跳起来：“真的？真的？”

“是啊，他们说其实到了学校会比较容易讨奖学金。”

“你这一番话太有道理了。郑晓亮，你是一个好人。”

我抱住他朝他的脸颊死命的亲了两下，二话不说拔腿就跑。

回到家中的时候，我爸正为我妈打着扇子低声说着什么。天气并不热，可我想这大概是我爸能做出的最温柔的关切了。与他平时凶神恶煞的严厉相比，此情此景反而让我手足无措。我妈看见我，红肿的眼睛哗的又涌出一大把泪。“青青，我们对不起你……”她呜咽着说。她的哭声凄厉而绵长，我总怀疑这是因为她文革时期专职文工团表演的后果。我妈可以为了很小的事情哭天抹泪伤心欲绝，如果不是她感官思维过分敏感，就是她故作可怜，以达到让我内疚而顺从她的目的。为了避免良心的谴责，我总是义无反顾的选择相信后者。

“别哭了，”我颇不耐烦的打断我妈，“我想过了，我还是决定去美国。你们只需要借给我一个学期的费用，可以吗？听说美国的小孩很笨，我到了那边去拿奖学金，肯定没问题。”

我妈一时停止了哭泣，呆呆的望着我。我爸浓眉一耸，随即雷霆万钧的对我发起火线攻击。他的所有斥骂我都早在心里面做过了模拟练习，无非就是孤注一掷不成熟不现实之类的，因此当我真正听到时，感觉严重缺乏新鲜感。我不等我爸把他的废话发泄完，就一把拉开门。我在楼梯间大吼：“我知道家里没有钱，但是我会挣奖学金，我会打工，我不会再要你们一分钱。我知道这样做很冒险，可这是我唯一的机会。就算头破血流，我也一定要去拼拼看！”我抹着眼泪再次跑走，回声在楼道里荡漾不息。只听上下邻居的门悄然开合，藏着无数只无聊好事的眼睛。“看什么看？关你们屁事！”我头也不回的把这句话作为结束语，以象征我烦躁决绝的心。

第二天我爸妈找到我时，其实我就睡在楼顶别人家的阳台檐子上。我妈当时的脚软了一下，我爸迫不及待的翻过栏杆把我往上拉。其实我没有半分自杀的意思，我只是很喜欢在频临生死的状态下看天，这让我有一种即将升仙的美好错觉。我记得很小的时候，院子里的一个初中生就从这里跳下去过，但是因为每家每户都装了雨篷，所以他落地的那个过程应该并不顺利。后来很少有人到这个楼顶上来，传说有鬼。我抱着与他学习交流的渴望走上来，终于明白了那个初中生当时为什么要选这个点跳下去。这个原因根本没有大人后来说的风水地气那么玄。其实就是我脚下的这户人家不知何年何月补了一下阳台的檐顶，留下一个淡淡的凹，人躺在里面就跟一张床似的，特别舒服。我想当年那个初中生一定跟我一样在这个凹里躺了许久，可是他为什么后来还是选择了跳下去，这我就不清楚了。因为当我躺下来时视野里再也没有任何的障碍物，天空的浩瀚广阔第一次像一层纱巾似的铺在脸上，我觉得地球多么渺小，每个人的喜怒哀愁更是微不足道。当爸妈找到我时其实我早已心平气和不再挂怀，但是我妈搂着我痛哭，她说既然我如此执意，他们砸锅卖铁的都会支持我去美国。我耸耸肩，有些糊涂，有些不可思议，最后我忍俊不禁的哈哈大笑。

***

我正式向学校递交了退学通知书，那已经是在我无故旷课若干天以后。那天的午休时间阳光明媚，初夏的慵懒加重了高考带来的粘稠，教室里鸦雀无声。

我如同往常一样的从后门随意跨向我最后一排的座位，谢天不在，全班倒数第一的那个男生却奇迹般的坐在位子上。

“久违！”我说。

他面目呆滞的望着前方的黑板，过了好一会儿才如梦初醒的把头转向我。他习惯性的抹抹自己的嘴角，才发现自己方才并没有因为睡觉而流口水。他说你这几天有来上课吗？我说没有。他说那他抄谁的作业笔记，我说你抄四班XX的吧，那人收的是最低价，每科二十元。

说话间谢天满面春风的进来了，一看见我就朝我当胸捶了一拳。他说今天上午照毕业照你怎么不来，打你call机你也不回。我心头一阵惊讶并有些难过，但还是故作无所谓的笑道，我的光辉形象是不需要用照片才能记住的。谢天和周围的几个同学还在嘟嘟嚷嚷的为我在毕业照上的缺席埋怨时，倒数第一的男生突然惊呼一声：

“糟了！要上课了！我得赶紧走，要不然就走不脱了。”

当他背着书包从门外一闪而过时，我不禁怀念起这个我毫不怀念的人物。我想，这应该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了。

下午共有四节课，除了英语，高考五科各一堂。我想我一定要在这些课上认真听讲，以便在离别之前还能温习并铭记中国寒窗十年的滋味和感受。

我热泪盈眶的望着数学老师嘴皮翻飞的脸，这个年轻男子在我热情的注视下显然不好意思的低下了头。历史老师对我的这种目光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语文老师则停下粉笔问了我一声是不是生病了。轮到班主任老蒋上课时，她一脸愤慨的冲到我跟前，说：“陈青青，你眼里还有没有我们当老师的？你又在搞什么鬼名堂？”

我淡淡的说了句：“我只是想，我们不久就要毕业了，你有没有什么话想对我们说？”

老蒋一时语塞，随即从容不迫的爆发出来：“我有什么话想说？我还有什么话想说！你们不看看还有多少天就高考了，还不抓紧时间，该做题的做题，该背书的背书！”

我说：“如果这就是你对我们过去的六年青春和未来人生的回答，我可不可以求你件事儿？”

“什么？”

“你以后别说你是我老师。”

我就这么被赶出了教室。或者说，由于我在被轰出去之前及时的扔下了爸妈写的退学信，我是自动自发离开的。在我转身后，教室里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夹杂着老蒋不知所措的斥骂，以及谢天经久不衰的口哨声。

彼岸的月亮 | 第四章

2000年8月1日，我降临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城机场。迎接我的是一个中国四眼男，在这之前我在网上找到俄克拉荷马大学中国同学会的联系方式，恳请他们随便找个人来接我。四眼男看上去挺害羞，他本来手上举着个牌子，一看见我就忙不迭的收了起来。我讪讪的笑了笑，举牌子接人这种行为是我要求的，我以为美国无论哪个地方都跟北京一样人山人海，谁知在这个机场上，有生命迹象的活动体寥寥可数，更不要说我是举目一望的唯一一个黄皮肤。

行李很沉，四眼男一声不吭的帮我拎到他车上。我爸妈既然决定了要送我出国，其准备工作也就异常的夸张起来。他们不仅给我制购了一年四季的衣服和生活用品，还因为听说美国的书本纸张贵而打包了一大摞的笔记本。在这一个月里面，他们几乎每隔三四天就要带我去吃一顿肯德基，理由是我要学习吃西餐。另外一方面，我热火朝天的苦练刀叉功。我怀揣一套肯德基的免费塑料刀叉到处跑，一到吃饭的时候就亮出来。我用这把塑料刀叉成功的戳起了大米，糖醋排骨，以及路边烧烤的串串香。这跟我后来用筷子吃牛排的举动组成了一条完整的对角线。

当我走出机场时，我不禁驻足停留了两秒钟。我真的踏上了美国的泥土？我真的呼吸着美国的空气？我的眼前是一幅巨大的麦当劳广告，那个胖嘟嘟的M似乎鲜活的蹦起来，并对我高唱我们是美国，我们是美国，你一定要热爱我。路上有大大小小的绿色标牌，上面白花花的英文字母重重叠叠的扑向我脑海。我头晕目眩，胸口烦闷，并且开始胃痉挛。

这是一个明晃晃的下午，我饿得要命。也不过就半个地球而已，从成都到俄克拉荷马城我居然转了五次飞机：上海，东京，洛杉矶，达拉斯，终于，我才从颤颤巍巍的农药小飞机上抵达俄克拉荷马城。在洛杉矶的这个环节上飞机晚了点，我转的下一个飞机就没接上。当时我在洛杉矶排了两个小时的长龙，才等到检察官给我分配了一个人生的里程碑——一个刻有“入境许可”的大红印章。然后我又习惯性的在海关面前停住等候。海关大叔走出来，用一种很奇特的眼光打量了我一番。他问我干嘛，我说我绝对没带违禁物品不信你可以检查我。大叔笑，他说他们对自首犯向来都是不检查的。于是我在他的目送下经过了一个牌子，那个牌子基本上写的是“经过此点，不准回头，苦海无涯，后果自负”。跟我同下飞机的一班华人全都作鸟兽散了，我孤立无援从某一狭长通道里钻出来，眼前豁然开朗。这一机场若干层楼熙熙攘攘，无数浓妆艳抹的少女在我身边趾高气昂，神色冷漠的经过。我枉自奋斗半生来出国，我到达美国的第一感想居然是老子不够漂亮。

在等候航空公司给我安排的下一趟班机的过程中，我死死抱着从成都伪劣产品批发市场淘来的旅行包在登机口干坐了十二个小时。这包包据说还是名牌的，上面煞费苦心的写着CUCCI。我跋山涉水从A号登机楼把它扛到D号登机楼后，背带就已经断了一大截，于是我只有把它抱在胸前。在这个空调过重陌生而嘈杂的洛杉矶机场，我对怀中的这个包不由产生了一种相依为命的感觉。

晚餐的时候我没有吃饭。我在登机口附近的几家快餐店巡视一圈后，发觉此地的麦当劳折算成人民币后居然要将近五十块钱，这几乎是我吃十碗红烧牛肉面的价钱。于是我就毅然的退缩了。我把希望寄托在时差上，我想，我的胃应该是搞不清楚什么时候该饿，什么时候不该饿的。可是到了凌晨一点我的胃就开始强烈的疼痛起来，这让蜷缩在椅子上打盹的我苦苦无法入眠。我掏出钱包，看着里面一张张绿油油的钞票，再转头望望周围早已打烊的大小餐馆，从离境到入境都没有哭过的我，这时再也忍耐不住的泪如雨下。

我想我哭泣的还有一个原因是钱包里面的半张面值二十的钞票。那张钞票是从中间撕开的，我拿的是右边那一半，上面用蓝墨水写着三个字：“等你，亮。”据说这张钞票是他从他爸那里偷来的，也是他身旁唯一能跟美国扯上关系的物事。在我退学以后，他愈发频繁的来找我，后来几乎是风雨无阻，每日两次，比我月经还准时。我已经习惯了每天到点就跑到楼下等着他，有的时候我们去吃午饭，晚饭，有的时候就毫无目的的走走，在灰尘扑扑的街沿坐着看人来人往的脚步。是谁不离不弃的陪着我？谁在爱着我？我看着他的目光不再轻佻戏谑，因为我突然觉得很累，我想靠着他的肩膀沉沉的睡去，他怀里的温度让我安静平和。我一度不明白这到底是什么感觉，后来想了很久归纳出三个字：安全感。

我问到他跟古惑妹的关系，他说像这种千古谜团答案一般都很简单。他说古惑妹大名方微，是他爸妈好朋友的女儿，从小一起长大的。方微他爸行为不检，在外面鬼混经常整夜整夜不回家，他就记得小时候方微经常被丢到他家过夜，也不知道她妈跟她爸都干什么去了。后来大家长大了，他见着方微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一直到很后来他发现暗恋对象陈青青小姐喜欢欧美摇滚音乐的这件事情后，决定潜心研究，才去找到方微他爸，托他的工作关系去找那些被缴获的稀有盗版打口带。那一次他到方微家去时，才听说方微已经很久没有回家了，只是偶尔稍个口信回来报平安和要钱。方微她爸妈忙着吵架，谁也没有多管她。听说方微他爸已经跟别人多了一个女儿，方微她妈却死活不愿离婚。

“其实方微挺可怜的”，郑晓亮说。

“你不会爱上她了吧”，我假装嘟着嘴巴转过头去。

“怎们会怎么会呢，我只是把她当成我妹妹，”郑晓亮着急的搂住我，“你是我这辈子唯一爱的人……”

我用手指挡住他嘴巴。我说你不用讲，我看着你的眼睛就能知道。他颤抖的手臂将我越搂越紧，我们拼命的热吻，我们热吻到周围的世界全部溶化，热吻到自己几乎成为对方的一部分。大人们做的那些事情，我们什么也没有想过。我们只是感激自己竟能面对面的在一起，拥抱已是世上最纯粹的亲密感。

越到后来，他找我的次数越多。有的时候他只是大汗淋漓的蹬着脚踏车跑过来，一句话不说，黝黑的眸子朝我凝视半晌，然后转身就走。我拉住他，我说郑晓亮你干嘛啊，他说没事，我只是想多看你一眼。

在他讲这些话的时候，一直膨胀在我心中的兴奋与快乐就会整个的颠倒过来，一股酸液会从左胸腔侵袭到全身，让我手脚麻木，无法动弹。我什么时候会回来？不知道。也许五年，也许十年，也许我自始至终都不会有钱再买一次机票度一次假，也许青葱少女走，白发妇人归。如果是这样，我是不是几乎应该说：永别了，我刻骨铭心爱着的人；永别了，与我吵吵闹闹走过的朋友们；永别了，那些鲜花簇拥的光辉与骄傲，那些不堪回首的愤怒与悲伤……

永别了，我的家。

当我面对面的发现生命里的一切正在飞快的离我远去时，所有纠缠不清的悲欢喜乐刹时化为虚无。这时我才发现如果一个感情的失去是悲伤，那么全部牵挂的失去则是恐怖。我几乎是丧心病狂的想要抓住与我的曾经相关的任何一点东西，因为没有历史，我亦不是我。

我一把抱住郑晓亮失声痛哭：“你一定要等我……”

不知道他知道么，也许他是我十八年青春的唯一延续。我对他的爱，沉如我对这一整段生命的缅怀。

***

临行前的那一天，我望着大箱小箱的行李堆发呆。在近几个礼拜里我收到了来自各兄弟哥们的送别礼物，谢天给我的是一包从学校操场挖来的土，他说，来，给你祖国的国土。为了表示感谢，我拔下一根头发递给他。我说，你把它种在地上，明年，就会收获很多很多个我。

我还是很难过。我跟他们说，你们今天都不要来找我，我无法承受最后一面的痛苦。

傍晚的时候我妈接到一个电话，她狐疑的看了我一眼，说：“是一个男生。”但还是破天荒的把电话递给了我。

我还没有说话就已经知道是谁了，电话那头只有沉重的呼吸，过了一会儿，响起一首很老很老的歌：

那一天知道你要走
我们一句话也没有说
当午夜的钟声敲痛离别的心门
却打不开你深深的沈默
那一天送你送到最后
我们一句话也没有留
当拥挤的月台挤痛送别的人们
却挤不掉我深深的离愁
我知道你有千言你有万语却不肯说出口
你知道我好担心我好难过却不敢说出口
当你背上行囊卸下那份荣耀
我只能让眼泪留在心底
面带着微微笑用力的挥挥手
祝你一路顺风
当你踏上月台从此一个人走
我只能深深的祝福你
深深的祝福你最亲爱的朋友
祝你一路顺风

这首歌里忧伤的大提琴声将伴随我未来的若干年，在它每次响起的时候，我必将想起这一天的这个时刻，而放下手里的所有事情泪流满面。

我捂着脸跑出家门，在天色昏暗的街头，所有的路人和景色都失了焦，我一遍又一遍的擦抹自己的眼睛，世界还是一次又一次的模糊。我奔跑，不顾一切的朝一个方向奔跑。前面也有一个奔跑的人，他离我越来越近。我站住，他一把将我搂在怀里，他的泪水流到我脖子里，我的泪水打湿了他胸襟。

“这个给你，”他摸出一张面值二十的美钞，“我刚从我爸那儿偷来的。”

我不明所以的看着他。他说，“我们一人一半，好吗？”

我泪珠不断的掉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有不停点头。

他小心翼翼的把这张钞票撕成两半，并在一半上写下“等你，亮。”我接过笔，在另外一半上写下“等你，青青”。他轻吻我的额头，说，“你一定要等我来娶你。”

在我妈第八次传呼我过后，我们终于迫不得已的迈向了回家的路。回家的那条路上一般有很多乘凉的人和卖烧烤的小贩，可是记忆中，那天似乎什么人也没有，只有一盏忽明忽灭的路灯，我们在它下面驻足良久。

“走慢一点，”我说，“再走慢一点。”我想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能陪在彼此的身边多一分钟，哪怕一分钟也好。我不知道今后要何年何月才能相见，可是我知道，不论电话，网络，还是视频，都无法替代你活生生的站在我面前，让我能触摸到你，让我能闻到你的气息，让我能沉浸在你的拥抱中，将这样的回忆再拉长一点。真的，多一分钟也好。最后，你站在我家的大门口跟我说再见，我迈进院子，转身，你还是没有走。我痴痴的望着你，你痴痴的望着我，在我们中间，无数行人和车子鬼魅般穿梭而过，我们什么也看不见。

***

四眼男把车停在一组红砖木窗的二层公寓群前。七月的毒日漏过楼房前的一排树荫打到车上，引起蝉虫一阵强烈抗议。我从怀里掏出一张纸，仔细对了下：羊踪道212号。

我觉得羊踪道这个名字极其朴素，充分体现了本地风俗文化的善良与淳朴。在没被这个学校录取之前，我甚至从来没听说过俄克拉荷马州这个词。后来我去网上查了查——这个州幅员辽阔，人口稀少，基本上是我们成都市十五倍的面积，四分之一的人口。传说中，这种面积跟人口的关系好像叫做人口密度。从这一路上的观察来看，这个州的人口密度确实很大：我们从机场开车过来半小时了，我居然还没见到一个活人。

不过我马上就要见到活人了，四眼男已经在敲门。我有些紧张的躲在他的背后。门刷的一声开了，一个满脸痘子的男人探出身来，他与四眼男客气的寒暄片刻，猛地伸头打量了一下躲在四眼男背后的我。他穿着背心短裤，约莫二十出头，头发短到不余半寸，像一层黑黝黝的青苔。

“你就是那个要在这儿待两个礼拜的小姑娘吧！”他撇开四眼男，热情的冲过来跟我握手，“我是张昊，吃了吗？把这儿当自个儿家，甭客气啊！”

我有些勉强的笑笑。我饿了三十多个小时，胃疼。我看着这个男人眉毛眼睛都挤到一起的奇怪笑容，突然觉得胃更疼了。

“行了行了，我来吧”，他拦住我背后本来要随我进屋的四眼男，抢过我的行李拎进屋来。

“噢，你等一下，”我突然想起还没付人家跑路费，小心翼翼的抽出十五块钱。这十五块钱本来是学生会的网站上说好的，四眼男却似乎有点迟疑不定。张昊一边把钱硬塞给他一边把他推出门外。四眼男看了我一眼，又看了张昊一眼，我觉得他的表情有点愤怒又有点遗憾。

我的胃翻天覆地的疼，我一屁股坐到椅子上。张昊迫不及待的进行了一番嘘寒问暖的工作，并主动给我热了一碗牛奶。我在喝牛奶的时候很谨慎，生怕自己的眼泪掉下来。我后来再三强调的理由是：我一般喝牛奶都会拉肚子，我害怕眼泪掺进去会让我食物中毒。

张昊坐在一旁乐呵呵的望着我傻笑，嘴巴都合不拢来。我想问他是不是这辈子没见过美女，但是我觉得初来乍到，应该建立一个淑女形象先，于是我危襟正座的噘了噘嘴。

他站起来帮我收拾碗筷，一边说：“听说你十八岁？真小，我们这儿还没见过十八岁的中国留学生呢！”我顿时受宠若惊，颇有一番成就感。

我说，“叔叔——”。张昊脚一歪，回过头来笑骂，“你丫叫谁叔叔呢？我也不过比你大五岁而已。”我不开腔，大大的不以为然。在我心中，年龄以一字开头跟以二字开头有本质性的区别。十来岁的叫作意气风发少年，二十多岁的叫作居心叵测成年。前者说未来很远，后者说人生苦短。一句话，代沟巨大。

张昊看我在一边发呆，说，赶快给家里打个电话吧。我想，对啊——他掏出一张电话卡，让我用他的号码打。我当仁不让，也没说谢谢。

电话响了一声后就通了，我妈的声音迫不及待的传来：“青青，你到了吧？”

我猛然用手紧紧捂住嘴巴，一大把眼泪哗然撒落。

我妈似乎毫无察觉我的沉默，她在另一边带着浓重的鼻音跟我说要多多照顾自己，要按时吃饭，天气冷了要多穿衣服。我捂着听筒，埋头张大嘴巴无声的嚎叫。我哑嚎的力度太猛烈，甚至干呕了几下。我试图想一些话回复我妈，我想说我很兴奋我很开心，可是我没法挂起笑容，说着如此不着边际的谎。我想说我胃痛我想回家，可这不是我自己要来的么，我不是信誓旦旦的说了自己永不后悔么。我的胃好痛，可是再也没有一个沙发可以让我躺下来就有一切，再也不可能呻吟两声就有人心疼不已的照顾我。这里没有人认识我，没有人在乎我，没有人关心我。踏足美国的第一天，我发现自己成为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可有可无的人物。我强忍着极度的悲伤，终于对着话筒里面的父母说了一句玩笑话：

“上飞机前你们给我买的人寿保险居然没用到，你们不如找他退款吧。”

晚上，我跟张昊和他的室友们吃的饭。这个公寓有三个房间，住的一对夫妇，张昊，还有八月中旬要搬进来的另一个男生。我比另外那个男生早到两个多礼拜，正好填空。张昊看上去兴致很高，特意为我炒了他的拿手好菜——番茄炒蛋。番茄的汁炒干了，还倒了一大堆番茄酱才弄好。家里可能没米了，下菜的居然是一半白饭一半白面。我想，北方的饮食文化，果然是有它的独到之处。间中张昊给我斟了一杯小酒，说是二锅头，我闷头扒饭，摇摇头说不要。张昊一饮而尽，酒色上来，两只眼睛贼亮。

“今晚早点睡吧，倒倒时差，”他说，“那房间里有一旧床垫，我还有一富余枕头和棉被可以给你用着，先凑合一宿，回头我再带你去买东西。”

“噢，太谢谢了，”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到美国来过艰苦生活的，比如枕着书包，披着外套睡觉什么的，没想到这么快就奔小康了。

“你选课了么？”

“选课？”

“去留学生办公室登记了么？”

“登记？”

张昊放下碗筷，用我爷爷那辈的眼神看了我一眼。我顿时惊慌失措起来，一脸紧张的问这些是什么东西啊我是不是要被驱逐出境了。张昊哈哈大笑，他说没错，吓死你。我脸涨得通红，他拍拍我的肩，说赶明儿跟着他就行了，一切自然搞定。

我们第二天的行程主要有三站。第一站是留学生办公室，在这个硕大的校园的屁股方位。进去只有一个慈祥的老婆婆，她背对着我很专注的把一张传单复印到绿色的纸上，然后思索良久，又把它重新复印到黄色的纸上。我一声不吭的站在门口，想了半天是不是应该咳嗽一声，结果还是没有动。老婆婆的一头金发像别在警卫身上的枪一样因为陌生而让我心生无限敬畏。

她转过身来看见我时几乎是尖叫了一声，我也赶紧尖叫一声，带着卖国贼似的恐慌感说了声对不起，吓着国际友人了。老婆婆咯咯的笑起来，她说你跟我来。她神秘兮兮的从抽屉里掏出一个盒子，哐当打开给我看：要不要吃饼干，自家做的哟？我巨汗，说不用了，我是来登记的，我朋友还在楼下等着呢。老婆婆略显失望，有些落寞的找我要了I-20表和护照去复印，过了一忽儿又高兴起来。她蹭过来跟我说，每年秋季学校都有一个亚裔小姐选美赛，这个学校黄种人太少，选来选去都是那几个，不如你去参一个吧。我瞄瞄自己身上人民币三十大洋的劣质短裤和T恤， 意味深长的看了她一眼。

第二站是注课处，其实就是几张大圆桌，在一排精致的木雕图腾玻璃窗斜对面。玻璃窗的上方还挂着宽屏的液晶电视，频道是CNN。张昊指着那里对我说，你看。我眯起眼睛，一字一句的念：数个国家的飞机以人道主义名义，降落在伊拉克新开放的巴格达机场……张昊说，不是让你看电视，是让你好好记住这个地方。他以无比神圣的口吻说，这个地方将成为你的人生中至关重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问这是什么地方，他说这是交费处。

我的心里“咯哒”一下，不由伸手摸了摸自己的小腹。鼓鼓的一叠，还在。一万两千三百二十元，我的全部家当。几十年的省吃俭用，没有一件名牌，鞋子非穿烂不会新买，夏天不舍得开空调，连面巾纸都会一半一半的用，这就是我父母的全部积蓄，一张汇票加一百一十六张绿色纸钞。在我临走前，我妈一针一线的在我的裤子内侧缝口袋。她以前所未有的严肃对我说，什么都可以丢失，你的裤子和口袋却不能掉。当我的下腰同时维系着贞操和全家人几十年的积蓄时，我走起路来感觉像一个孕妇般沉重而大腹便便。

张昊随后带我去了沃尔玛超级市场，这个地方让我瞠目结舌。在我的强烈要求下，张昊帮我在沃尔玛超市大门拍影留念一张。没有垃圾泥泞，没有苍蝇飞舞，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在空调中盛开的光洁明亮的菜市场。我花了两个小时的时间来研究每一样所需物品的价钱，我觉得我的心算能力在这两个小时内得到了显著的提高。最后我买了两颗生菜，尽管我从来不吃生菜，但是它们最便宜，九毛九。本来我还想买酱油的，我听说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们都吃酱油拌饭，连菜钱都可以省下来。可是沃尔玛没有酱油，只有盐。我想，盐拌饭的味道应该也不错。

张昊在我抵美的这几天里所起到的作用基本上是一个代理父亲。比如说，我连衣服都不会洗。我绕着房子走了一圈后问到，晾衣杆在哪儿？他带我走到两个路口以外的洗衣房，一栋孤零零的平房，里面四排洗衣机和烘干机整整齐齐的搁着。我颇为焦虑的说，这些仪器看上去很复杂。他从我手上接过硬币，说不怕不怕，天塌了都有他撑着。我把衣服一股脑的丢进去，他把浅色的拣出来；我倒了一大杯洗涤剂，他又把它舀了一半出来。这彻底打击了我的自信心，最后我干脆手足无措的望着他。我什么事情都手足无措的望着他，他就总是咧嘴一笑，然后摸摸我的头，在我的肩膀上拍一下。

我什么都需要借助他的车，这一点让我感觉负罪良多。不管是去银行，去学校，还是去买菜，都不是走路能解决的事情。事实上，这里连人行道都没有，我连过街都要踌躇半天。当然，我并不太明白自己为什么不敢过街，在成都的时候我可是对红绿灯熟视无睹满街乱窜的。后来我进行了一番深刻的思考与总结。我想，这大约是因为街上一个路人也没有的原因。以前我们经常被组织唱一首歌，名叫团结就是力量。其实后来想想，这句话很有真理性。失去观众，我也就失去了掌声和舞台。于是，在一个没有人的路上，我自以为是的潇洒就像失去氧气的火花一样悄然幻灭。大概只有在独处的时候，一个人能明白他的真我到底是什么。而我一点也不勇敢，一点也不。

张昊看着我，说：“你有没有考虑过化化妆什么的？”

我惊愕万分的抬起头：“我妈会骂死我的！”我突然打住——我靠，在这里谁他妈会管我。

我们站在无所不能的沃尔玛，面临一排排光艳四溢的化妆品呆若木鸡。我主要是看着那些价格在呆若木鸡。我想，五块钱一支口红，等于四十块人民币，这够我在成都吃多少顿牛肉面啊。我拉拉他的衣袖，说走吧，自然就是美。

我的这句话在五个小时以后得到了一位日本女士的强烈批判。很明显，张昊的原用意是把我打扮一番后带出去见人的。这些“人”是他几个台湾朋友。他们的女朋友都是日本人。

我在整个过程里面几乎一句话都没有说。我只是无比好奇的看着那些人，心想哇靠，我居然见到了鲜活的台湾人和日本人。我基本上是费了很大力气才忍住不去用手指戳戳别人，或者扳开人家嘴巴检查检查牙齿，最后报个价说正宗原装进口，多少多少钱一斤什么的。

你这个什么时候给他发完吧,想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