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小学名校校长收赞助费：家长银行外排队交钱

时事新闻 · 发表于 2013-10-16 10:37

2013-10-16 08:33 来源：环球人物

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师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今年更努力，为了孩子明年能去隔壁（人大附中）。”这本是一句打趣的话，但不难体会出其中“入学难”的感慨：人民大学教师的孩子想上人大附中也得费些周折。对于大多数普通家长来说，孩子想上个好学校更是难上加难。

　　在人们印象中，北京作为全国优质教育资源最集中的地区，中小学入学似乎算不上难事。但实际上，每年一到升学季，北京一些重点中小学的入学机会就成了最稀缺、最抢手的资源。在这样的情况下，校长脸难看、学校门难进的情况时有发生，“校长”这样一个原本高尚的名词，在不少人心中也逐渐有些变味。

　　“高高在上”的校长

　　田女士家住海淀区，孩子正在中关村附近的一所小学读三年级。尽管已经过去了两年多的时间，但是每次她回忆起当初为儿子择校的经历，仍然感慨不已。当时全家人几乎动用了所有的人脉关系，花了不少钱，孩子才进了理想的学校。

　　原本，田女士的孩子如果要上片区内的小学并不困难，但自家片区内的小学质量实在难以让她满意。因此，孩子刚上幼儿园，她就开始考虑孩子将来上小学的事了。“稍微好点的学校都很抢手，必须要提前准备。”至于准备的内容，她也直言不讳地告诉记者，就是托亲戚朋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好学校的校长，“他们说话最管用。”

　　通过朋友的介绍，田女士认识了孩子目前就读学校的校长，并说定了让自己的孩子来这所学校读书。但是到了小学入学最关键的6、7月份，这位校长却怎么也联系不上，弄得她心急如焚。过了一段时间，朋友终于带口信过来，说孩子上学没问题了。听到这个消息，田女士松了口气，同时也难免有些不满：“不是我不知足，突然失踪那么久多让人心急，回条短信也好啊。这还是托了人，要是不认识的人，那得面对多大的架子啊？”

　　对于同样为孩子上学发愁的郭女士来说，孩子入学留给她印象最深的就是大把的赞助费。当初自己的孩子上海淀某附小时，也是小学的校长点头答应了，但是必须要交赞助费。当记者问到具体数额时，她说：“关系硬的话，大概6万，不硬那就肯定超过10万，这还是3年前的价格。今年想进听说没有30万下不来。”她还透露，赞助费根本不是秘密，学校会直接告诉家长交多少，还在银行大厅设了办公桌，家长去银行交钱就行。“我给孩子交赞助费的时候，排队的人都排到银行门外了。”至于这些巨额的赞助费最后都用在了什么地方，她皱了皱眉：“不知道，反正我是从来没听人说过。”

　　当然，跨区择校没钱不行，但光有钱也绝对不行。如果没有过硬的关系，家长们往往揣着钱却没处送，更有甚者如果送错了门路，钱就白白打了水漂。

　　为了孩子入学之后的各种评优，家长们同样把校长当成重点“攻坚”对象。一位家长曾向记者诉苦：“为了评‘三好学生’，除了孩子要好好表现，逢年过节家长还要给校长送礼。”有一次，他带着价格不菲的礼物到了校长办公室，没想到校长瞟了眼他手里的东西，态度就冷淡不少。后来经过别人指点他才知道，是礼物不够分量。“谁让咱没一开始就带着更好的礼物，也不好再补一份吧，不知道孩子的评优会受到多大的影响。”从那以后，尽管送的东西上了一个档次，但想起当时校长满脸的不开心，他仍感到心里堵得慌。而另一位家长则告诉记者，在自己孩子就读的某北京市重点小学里，很多家长几乎每天盯着校长拉近关系，以便得到额外的“照顾”。

　　除了影响学生的命运，中小学校长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老师的前途。一位北京某著名小学的教师告诉记者：“校长要是喜欢某个老师，这个老师就会很吃香，如果看你不顺眼，让你走人你就得走。”在老师的评优和晋升中，校长也基本上一个人说了算。“老师的能力固然是前提，推荐的人选也会先由组里讨论，然后报给校长，但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校长手里，他不同意，你也没办法。”

　　中小学校校长这么牛，他手中权力是怎么来的呢？

　　原因之一：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入学政策难以落实

　　这些年来，原本就集中了全国最好教育资源的北京，所具有的明显优势还在不断得到强化。据北京市教委统计，在2012—2013学年，北京共有普通高中289所，初中341所，小学1081所，三类学校当年度的招生人数分别是63381、108133、141738人。学校和招生数量的比例并不算低。不过，优质教育资源在各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

　　北京市优质教育资源主要集中在东城、西城、海淀等区。2009年数据显示，当年北京跨区就学的中小学生在13.6万人以上。其中人口众多但优质教育资源偏少的朝阳、丰台、石景山三区跨区就学人数达12.2万，朝阳区又以7.3万人排在各区县首位。而与朝阳区人口基本持平的海淀区，由于区内教育资源丰富，当年跨区就学的学生仅为1万人左右，不及朝阳的1/7。这些跨区就学的学生大多流向了其他区的重点学校。

　　重点学校何以让学生、家长趋之若鹜？记者采访了多位学生家长，他们无一例外地表示，硬件设施好、师资力量强、对外交流多等因素是自己看中的。以北京四中为例，该校拥有庭院式的校园，还是国内最早建成计算机校园网的中学之一。在师资上，有7名市级学科带头人，区骨干教师18名，学生出国交流的机会也很多。一位教育界人士说：“名校往往都处在一种‘良性循环’里。一所学校名声大了，会给一些人造成心理暗示，认为把孩子送去读书，成绩才有保证。于是，越来越多的优秀生都往里挤，优秀生自然容易出成绩。结果学校的升学率很高，名声更大，这又让更多的人想方设法挤进去。”

　　为了实现教育均衡发展，国家也曾明确规定，学生按片区就近入学接受义务教育。从1998年开始，北京市就取消了“小升初”的考试，改用“电脑派位”的方式，通过学区划片、随机摇号的方法分配学位。此后，北京市教委又多次明文规定，严格执行划片区就近入学，同时限制非正常跨区招生。然而，这些政策并没有完全发挥作用。

　　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项目官员袁芳艳曾表示，现在“电脑派位”以外的择校途径仍然存在，并且日益增多。于是，参与“电脑派位”的人群越来越少，“已经从最初的80%以上降至不足50%”。根据该机构今年5月发布的报告，在2012年海淀区等4区18所重点中学及19所重点小学中，只有东城区灯市口小学对外公布了小升初划片派位结果，当年毕业生参加学区派位的比例不足50%。2013年海淀区“小升初”的近两万人里，最终参加派位的也不过总人数的40%左右。而参加派位的重点中学里，也只有北京理工大学附属中学、八一中学和中关村中学参加了大派位，其余重点学校仅象征性地拿出了一些大派位指标。

　　不参加派位的家庭往往都通过其他途径解决孩子的入学。有人统计，目前在北京共有15种升学方式，除了托关系、买学区房等方式，还有推优、特长生、“条子生”，等等。而在那些非正常的入学方式中，校长个人发挥作用的余地很大。

　　以类似保送制度的推优为例。北京各个区县都有自己的推优标准，但大体上都是要获得一定的荣誉称号或者综合素质全A，才能获得推优的资格。在诸如“三好学生”等荣誉称号的考核中，校长的意见至关重要。“校长有意无意地和老师说一句‘某某某表现不错’，那在评选的时候这名学生肯定会被优先考虑的。”某重点小学的一位班主任对记者说。

　　所谓的“条子生”，其实就是家长找特殊关系给学校领导写条子，让自己的孩子入读重点学校，这也是最不公平的入学方式。据记者调查得知，“条子生”大部分是由市区的一些领导直接安排，各区每年都会在几所重点学校给“条子生”预留名额。“条子生”家长大部分来自有影响的要害部门，如工商、税务等，甚至还有一些是中央部委的官员。据知情人士透露，重点学校的“条子生”一般占当年招生人数的8%—10%左右，更有甚者高达60%。决定“条子生”是否能入学的人，就是校长。“递条子的都是领导，我们哪敢说收不收，都是校长直接处理。”一位在某重点学校负责招生的老师说。

　　原因之二：校长权力缺乏监督

　　除了资源分配不均衡以及就学制度存在不足，手中的权力很少受到制约也加剧了部分中小学名校校长的自我膨胀。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起草专题组成员储朝晖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我国现行的学校管理体制导致了政府对学校的集权和垄断，包括政府官员在内的任何一个家长，相对于学校而言，往往都是弱势群体。”而在这一过程中，学校各项工作的信息不公开，成了腐败滋生的保护伞。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接受采访时也曾表示，学生的来源构成、划片，教师的结构，财务状况等信息现在都是保密的，“像国家机密，从不公开”。

　　不公开、不透明的直接后果是很多学校领导的权力没有得到社会的监督。2011年，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发布了《教育系统职务犯罪应当引起重视》的调研报告，该报告显示，教育系统内的职务犯罪呈上升趋势，多集中在中小学校长身上。他们利用负责招生的权力，私自招收编外学生，侵吞单位账外款。据海淀区检察院统计，2006年至2010年10月底，共受理涉及中小学在职人员的举报线索32件，举报线索主要发生在招生等领域，且被举报人多为“一把手”，校长、书记有11人，约占35%。

　　其中，最典型的是几年前中关村某小学领导集体腐败案。检方查明，该校账外资金高达1个多亿，这笔资金多来自择校费。校领导多次利用这笔钱到国外公费旅游。不过，这起当时引起普遍关注的案件最后未公开审理。对此杨东平深感忧虑：“阴影之下，金钱和权力的渗透把校园变成了寻租场。”而储朝晖则总结说：“越是有特权介入的学校，校长的犯罪率越高；校长任职时间越长，可能出现的问题就越大。”

　　原因之三：不良社会风气是“催化剂”

　　“没有人愿意像现在这样择校，可是没有别的选择，我们只能用现在大家都在用的办法。孩子是无辜的，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的原因，而使他接受不到好的教育，耽误一生。”一位家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种说法代表了许多家长的心态：必须要让孩子上好学校，否则难出成绩。这在另一个程度上也助长了问题的严重性。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附属中学校长姜源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很多时候并不是孩子想去择校，而是家长胁迫孩子择校。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家长的脸面，觉得孩子上了好学校自己脸上有光；二是一些家长也确实认为从小上好学校才能考上名牌大学，才有更好的发展。”正是在这种想法的驱使下，家长们都想尽了办法捧着校长，以便自己的孩子能有接受更好教育的机会。

　　一位正在读高二的学生告诉记者，他原本也能去自家附近一所不错的高中，但家人希望自己能到更好的学校去，他们认为这样成绩才有保证。于是，家人四处托人找关系，花了一大笔“赞助费”，最终把他送到了一所离家约一个小时车程的高中。而等所有手续办好，自己顺利入学时，新学期已经开课一周多了。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在中国这样一个重视人情的社会里，作为其中一员的校长也经常有一种无力感。“递条子、打招呼的人确实太多，我们也没办法。很大程度上，学校和校长都被社会绑架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学校长无奈地表示。因此，每到升学季，他经常是“闭门谢客”。

　　有专家指出，校长很多时候是在躲着家长，因为任何一个校长都不可能满足所有家长的愿望，又不愿意得罪人，只能一躲了之。对此，姜源感触很深：“学校只能解决教育自身的问题。我可以努力解决教师队伍建设、课程安排、学生德育的事情，但跨出了校门，校长们能解决的问题实在有限。社会风气的问题，必须靠全社会的努力。”　　　

　　教育均衡发展是根本

　　2012年9月，国务院出台了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对均衡发展做了全面部署。这个“意见”主要强调了5点：一是推进学校标准化建设，改造薄弱学校，使每所学校都能达到国家办学标准，成为合格学校，让家长、学生基本满意。二是均衡配置校舍、图书、仪器等办学资源，合理配置教师资源，实现区域内公办学校教师校长的合理流动。三是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实施学区化管理，鼓励集团化办学。四是办好一批优质民办学校，为家长提供多样化的选择，满足家长和学生的多样性需求。五是规范办学行为，落实好免费就近入学政策，严格禁止以奥数成绩等特长和收取费用等办法作为义务教育阶段升学与入学的依据。

　　一年后的今天，这些举措究竟取得了哪些成就？为了获取权威资料，本刊记者联系了教育部。宣传部门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由于工作计划和时间的关系，暂时很难安排当面采访。经过一番协调、沟通，他给记者发来了教育部基础教育一司司长王定华撰写的一篇2.5万字的长文。

　　文章提到，“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起点和核心环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实现教育公平最直接、最现实、最优先的领域。”近年来，各级教育部门一直很重视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文章有数据显示，到2015年，“实现基本均衡的县（市、区）比例要达到65%”；到2020年，这个比例要达到95%。

　　此外，文章列举了北京、福建、山东等地在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合理配置教师资源等方面取得的成绩。但也承认，“当前教育改革进入了深水区、攻坚期，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破解难度更大”，如部分地区在认识上还不到位，部分地区教育资源保障水平不高。

　　为了具体了解北京的情况，记者随后联系了北京市教委直管的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希望进一步得到北京市的相关数据。研究院表示，他们没有什么数据，数据在教委，而且需要专门批准才能提供。随后记者联系了北京市教委，在对方的要求下，记者提供了记者证、采访函等。对方仅在电话里让记者“等着”，便挂断了电话。截至发稿时，记者仍未得到任何回复。

　　记者通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得到的直观感受是，教育发展不均衡的现象尚未根本好转——“权择校”、“钱择校”等行为依然存在，就近入学的政策举步维艰，学区房房价仍在疯涨……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这个根本问题若得不到解决，想要消除校长身上的“牛气”自然很难。

　　教育特权要废除

　　存在于教育系统中的各种特权也是不容忽视的原因。“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一，就是要在义务教育阶段，废除学校选择学生的权力。”储朝晖说。在他看来，义务教育实际上就是学校代表政府履行家长对学生服务的义务，因此，选择的权力应该掌握在家长、学生手中。可现在恰恰颠倒过来，选择的权力在学校，尤其是相对少数的重点学校。这很容易导致学校之间以及学校和家长、学生之间的不平等。但他也提醒，虽然取消学校的选择权对大多数老百姓而言是好事，但他们并没有发言权或相关的决策权，所以，取消学校的选择权，本质上是对一些“手握特权者”的挑战，其中既包括学校领导，也包括和学校进行利益交换的其他实权派。因此，难度相当大。

　　“但并不是没有可能。”在储朝晖看来，关键是要切断政府部门和学校间的利益链，改变行政力量过度干预教育的现状，形成可以实现均衡的机制。“这就好比‘分粮食’。如果一个生产队分粮食，由一个人进行分堆，并规定主持分堆的人只能最后选自己的那一份。那么，他在分堆的时候就会尽可能分均匀。同样，如果让学校、教育主管部门官员的孩子最后选择学校，或许一两年之内成效不一定特别明显，长远来看，一定能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的问题。”

　　除了废除特权，还要从管理制度、评价制度这两大支柱入手，双管齐下、对症下药。

　　“在管理制度上，首先需要实现管办分离。”储朝晖说：“1950年后，中国就建立起政府包办学校、政府直接管理学校的管理体制，这种体制在管理对象的数量不多时是有效的。一旦管理对象开始增多，其缺陷就会暴露出来，主要表现为学校的主体地位丧失，责权分离，师生主体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受到强力压制。1985年后，中央决定对教育放权，但20多年来，这个问题仍未能真正解决。只有真正做到有法可依，而非单纯依靠行政指令行事，教育才能办好。”

　　从评价制度方面来说，则首先要走出教育评价体系的误区。当前，人们通常会依据升学率等指标来判断一个学校的好坏。储朝晖直言：“这样的判断标准显然是不全面的。尤其是在义务教育阶段中，评判一所学校是好是坏，关键要看它能否将每一个学生都教好，而不仅仅是学校培养了多少学习成绩好的学生。”

　　个人、社会都需努力

　　在制度层面之外，个人和社会需要共同努力，才能解决部分校长自身存在的问题并扭转推波助澜的社会风气。

　　从校长个人的角度来说，建立、健全校内外监督制度刻不容缓。香港培正中学校长叶赐添曾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许多内地朋友跟我说，做培正中学的校长，你发达了。我说这只是一份工作而已。曾有人跟我说，我捐100万元给你学校，给我一个位子。我说，我们不能滥用这个权力，因为香港不容许购买学位，而且有廉政公署监督，所以我们绝不会为了录取一个学生，而把自己的前途搭上。”相比之下，类似的监督机制在内地的中小学严重缺位，亟须正视。

　　校长的选拔机制也需要更加健全。储朝晖介绍说：“目前，我国公立中小学校的校长基本上都是政府委派的，虽然名义上不是官员，却具有官员的内质。在教育系统中，校长是具有一定权力的自然人，职位不高，但在外部因素的作用下，还是容易导致职务腐败等问题，很多学校的校长甚至成为一个土皇帝。我到很多学校去调研都曾遇到同样的情况，校长召集老师们开座谈会，教师们一言不发。为什么？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的。”在他看来，其他一些国家民主选举校长的机制更容易选出个人品格和能力好的人选，也有利于监督。另外，在目前情况下，校长们自身也需树立起责任感，认识到教育事业的高尚。作为校长，手中掌握着国家、社会赋予的资源，自己不能在人们的追捧中迷失，把手中的权力作为追寻自身利益的工具。

　　从整个社会的风气来说，民众需要认识到学校的好坏并不能决定一个人未来的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的姜源对此深有体会。“很多家长并不真正了解和懂得教育。每个孩子都是有差异的，家长应该把自己孩子送到适合他们的学校，而非一味追求名校。中国有句俗话叫‘宁为鸡首，不为牛后’，用到教育里一样有道理。如果孩子的学习能力暂时达不到名校的要求，而家长又把他送进名校，孩子的心理很可能因为跟不上进度而受到打击，反而不利于学生发展。”

　　实际上，普通学校这些年来的发展势头也相当不错。“从基础教育的角度来说，民众心中的名校多是根据舆论炒作，学校之间的差别真的不大，满足学生的发展没问题，关键还是要看学生自身。”姜源说。记者的一位朋友也说：“我周围有不少人的孩子，就近读了一所极为普通的小学，最后他们也都考进了全国最顶尖的高校。孩子的成绩，关键还是在自身！”

　　而储朝晖更是直接指出，只有当整个社会风气得到扭转，教育才有可能走上正常的发展道路。教育发展正常、规范之后，北京中小学名校校长自然也就失去了“牛气”的基础，他们走出困境，不仅是对自己的保护，也会让教育走上更加公平、健康的轨道。